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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电影节


#威尼斯电影节

每年只有两个电影节可以肆意把底层从业者当廉价劳力,戛纳和威尼斯。行业也只能容忍这么多的浪费,于是威尼斯就只好变成那个接受失败者或者容错的地方。但是不妨碍所有人继续赶场,媒体、影评人和学生可以接受一部平庸的主竞赛作品,但是绝对不能接受和有资格写进历史的伟大作品擦肩而过。我不相信如今每一个走进 Sala Grande 的人会没有这份鉴赏力,于是选片委员会变成这里最大的 plotting group,每年都要绞尽脑汁策划一场政变。评价分化的电影节远比趋同的要好。

在威尼斯至少有两点不可动摇,欧洲中心主义和阶级。这里上演:humanity’s finest and hypocrisy。票价昂贵,但它是艺术


#在溪边 #洪常秀

那些洪片里对男性从激烈到隐晦但是依旧显眼的嘲讽在《在溪边》里和进一步疏离的爱情一起演化出了新的高度。《在你面前》、《你自己与你所有》中被洪常秀牢牢禁锢在性的魔咒里缠绕的男女关系终于在有了极其明确的社会基础(高知男性的权力来源)之后不再以依附的姿态出现在叙事里,而是为金敏喜自发走向 “Upstream” 的行为提供了最自然的说服力。被智性权力所支配-生成的女性产生的服从替代了此前作品里男性仅仅对性满足的渴求,这种渴求现在展示为智性统治下的肉体支配,这种情节的生产本身就建立在洪自己作为艺术家顶点的身份之上,于是 Jeonim 这个角色根深蒂固的逃逸性(从权力关系中逃逸;从牢固的家庭关系中逃逸)一开始就建立起来了。

爱情似乎与 Jeonim 无关。在学生排练的戏剧里,金敏喜站在画面最右侧四分之一的位置,观众视线的焦点绝不是她,但是金敏喜的沉默迫使我们均匀地把注意力分成两份;对学生导演的恋情,金敏喜迸发出一种朴素原始的愤怒。她身上这种置身事外的冷淡和悬置的 “Upstream” 一起声明爱情的离场。从《这时对,那时错》之后让位于其他主题的重复与差异也仅仅在这里扁平地进入了故事。总之,一切都消褪了。比起《塔楼上》,《在溪边》自身生产出了更复杂但也虚弱、虚构的空间关系。同样是逐级向上,塔楼的空间在到达最高层之后回到了时间线的起点,而溪流的上游——我们从未在镜头里看到这条河——在时间线的最后仍然停留在一个概念里。假如没有《塔楼上》、《江边旅馆》,Jeonim 溯游而上可以是一个很完美的记号,但是《在溪边》洪并没有给 “Upstream” 赋予更具体更明确的姿态。

在首映场的Q&A结束以后,我又在 La Sala 门口碰到了洪常秀。洪回答问题的时候直视我,他说的很缓慢也很坚定——我从这些答案里感受到洪对他直觉认定的影像带有毫不动摇的情感,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条路上前进,洪要坚持和放弃的事物平等地塑造了每一部作品。我不觉得《在溪边》是他目前最好的作品,但是最佳表演奖给敏后是非常合理的。我最后问能不能合影,洪说,他从不和人自拍,但是他们(他指了指权海骁和赵允熙,但是没有包括就站在他身边的金敏喜)也许可以。


在欧洲中心感受白人文化自信


江旻憓是典型的被培养出来的中国式聪明人,和那些农民式的领导人一样,无意识的政治投机把她和同类剥离开了




#流水账 杂谈,还是香港和电影节(二)&(三)



用 City Mapper 导航从佐敦道一路走到圆方的时候抬头发现天桥才是最快的捷径,好在中午排队的人没有下午场多,到达的时候有点晚还是坐到了好位置。《寻找彼岸的少年》不能算是个好开头,威尼斯最佳导演奖首先强调这片子里威尼斯的属性,而后才是”导演“性质。我想马提欧加洛尼是在移民身上下了功夫的,但是这种努力和《回归达荷美》里让影片主题驳杂起来的民众发言都让人想到那个几十年来戏剧性地从新左翼变成新右翼的口号”阶级战争就是文化战争“。《回归》也不值得被期待,如果这是一篇论文,那玛缇迪欧普跳过了论证并且只愿意给出一个暧昧的结语。

当天最大的惊喜来自劳尔鲁伊斯的遗作,尽管劳尔用虚构影像肢解了他理解的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大串联,而且最终产物像是被虚假的革命热忱支配的克拉莫但积极的部分是,它描绘出一种因直面理想而爆发的激情并且成功将其填充到自身的结构里。工人上街游行的沉默画面就这么刻进我的脑海。

维姆文德斯应该是最高效利用3D技术的导演之一,无论是《皮娜》还是《安塞姆:废墟诗篇》都解放了舞蹈/雕塑的可能性。忘了在哪个博客里听过艾未未对地标比中指的行为艺术可能也受到安塞姆启发,可是安塞姆最出名的在各地行纳粹礼的行为艺术在这里反而最不重要,维姆文德斯用照片一带而过。在这个时候,我不在乎“电影”,我只在乎美。



在HKIFF 的让厄斯塔什回顾专题看了六部片子:《雅莉丝的照片》、《卑秽故事》、《情窦初开》、《母亲与娼妓》、《罗便臣舞场》、《蓝眼睛的圣诞老人》。

在《情窦初开》之前没有接触过厄斯塔什的作品,除了听过他的名字和结局。看厄斯塔什的任何电影都可以直接透过镜头看到他的灵魂,我们可以在圣诞老人利奥德和舞场里的狐朋狗友身上追溯1968的开头,在初恋的工人后代那里找到1968不多的遗产。男欢女爱可以承载一切话题,尤其是阶级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之所以是幽灵,是因为厄斯塔什不是一个典型的积极左翼,尽管出身在工人家庭里,但是阶级的阴影只在他的电影里隐晦地闪烁,我想是天分让他不必被死死捆住,天分解放了厄斯塔什。在他的自述里(影片对话和独白)有法语质性深处均匀博大的阴郁,带着他走向既定的结局。

我喜欢《卑秽故事》超过《母亲与娼妓》,所有人都可以当第三个转述故事的人,重复是怎么发现了这个肮脏的洞,厄斯塔什和洪常秀(《这时对,那时错》,etc)都只用了两个几乎一样的部分就搭起了可以无穷无尽发生下去的故事结构,由此不禁引人胡思乱想,转折或许也可以发生在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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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艾瑞安娜睡去——没法用文雅的词说明——西蒙和蜷缩着的她做爱。这种伴随着入睡的弓着身子性爱(或者接吻,抚摸诸如此类动作)似乎是他们两个唯一能享受欢愉的姿势,也是西蒙唯一知晓能够把艾瑞安娜弄醒的姿势。弄醒艾瑞安娜的不是西蒙(透过她薄薄的白色睡裙)拱起身体的动作,而是她被自己的欣愉激起了意识。这个动作太仪式化,它一定可以在艾瑞安娜预料内而且不违背她的意愿。作家 Jacqueline Rose(她曾经写过《追忆似水年华》的女性视角版)这么论述睡眠,它“无法被主观意愿驱使”,且“我们从来没法知道入睡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梦游何方——什么时候才会睡着”,这理论似乎对世界上艾瑞安娜以外的每个人都适用。对她来说,睡眠不是连接无意识而是连接一些预设好的半睡半醒行为的捷径。西蒙很性奋,但是因为艾瑞安娜已经睡着,她既容易被西蒙勾起性致又难以那样性奋,她处于这种薛定谔的状态中。

睡眠的性事化赋予了休息、无所事事和被动状态下紧张激烈的欢欣感意义并且让这些行为从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当西蒙想“拱”睡阿丽亚娜时他用电话把艾瑞安娜召来,当西蒙真正要入睡的时候就把她撵走。她一定为毋需在西蒙房间里沉沉睡去感到高兴。他的床单是恶心的黄色,它和丑不拉几的床头垫还有折叠屏风相得益彰。整个屋子引人厌恶,活像陈列在博物馆里一样。难怪他们不会全脱掉衣服,也难怪西蒙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选择穿着外套在扶手椅上睡了一夜。床单看起来很腻滑,像是你会出溜到边缘被褶子硌到。

“好好工作”,艾瑞安娜在离开西蒙房间去上歌唱课的时候这么说。于是他掀开笔记本新一页,拿起他的钢笔,带着不怎么寻常的悲伤凝望远方。随后他就把笔掷回,离开公寓跟上艾瑞安娜,似乎他改干起了自雇侦探(自雇的考验就是你得一直干活)。

西蒙每天沉迷于艾瑞安娜做的事情里。问题是本来应该是*他*自己要去做什么,*他*去哪儿,见哪些人。有迹象表明西蒙其实病的很重不能外出,只是他有时候还是能出;他身上不甚明朗的健康状况可跟艾瑞安娜那种与真实若即若离的状况不一样。有时候西蒙的身体允许他出门不代表其他时间身体没有处于病重状态,但是当他连一个喷嚏都没打穿过树林,或者脱掉衣服露出活力满满棱角分明的身体,有力地划开水游进冰冷黑暗的大海时,没人会觉得“病态”仍然可以贴切地形容他。。

我不是暗示西蒙应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作家可以解释他们经历的一切。从来都没人能准确说清楚文字是怎么生发出来的,写作似乎需要一定程度上从过程本身当中抽离出来,它是在作者意识不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里展示作家怎么做这件事很蠢,当写作发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作家怎么思想。阿克曼拍西蒙在床上醒来,身边堆着他的笔记本,眼睛半睁半闭,在毒辣的晨兴阳光里昏昏沉沉,这些都给了我们关于他喜欢在哪个位置写(床上)和他喜欢睡多晚(相当晚)的重要信息,但是没法告诉我们本子上到底写了什么。等他完全睁开双眼的时候,走廊另一头的艾瑞安娜早就醒了,我们听到她鸟儿般的歌喉。

2003年翻译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莉迪亚戴维斯在散文《孩子般的作家》中指出普鲁斯特的读者这知道一些普鲁斯特本人和他笔下的角色都不知道的事情,即马塞尔会成为写了她在看的这本小说的知名作家。普鲁斯特比马塞尔能了解多点——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写那本马塞尔要么只有梦里才会写,要么干脆拖着不动笔的书,但是他没法知道他将会多成功,他的名姓怎么超越个人并变成了文学伟大之处的象征。

对于《追忆似水年华》读者来说,马塞尔大概是个被宠坏的任性纨绔,他会用编造的要寄一封没写好的信为借口把挤奶女工叫到房间里来,他也可能思忖需不需要走马灯似的换女朋友保持自己一直兴致盎然,还坚持不让现女友去有可能碰到她女同朋友的聚会。但是他仍然会或者有朝一日会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他的行为和思想,即使不是大师的行动和思想,至少也是大师塑造叙事的一部分,是杰作的背景。我们读了*《追忆似水年华》*知道这些情节都属于序言,所有虚度的时间会被重新获得,他会把聚会抛开回到床上——他最喜欢工作的地方。

但是*《迷惑》*里,西蒙还没有被艺术转变或者救赎。西蒙是从没写出伟大作品的马塞尔。他是普鲁斯特笔下那个在决斗清晨声称如果活下来就回家工作,但是毫发无伤之后却选择去度假的人;他是经历了第五卷*《女囚》*那件事那一刻的马塞尔。阿克曼让我们——实际上坚持要我们——不以普鲁斯特读者既定的后见之明而是用他悲伤的、非常自我的痴迷视角看待他个性舒展的这一刻,看待在转变过程中的马塞尔而不是转变完成之后再回顾马塞尔。

阿克曼用向我们展示失去天分的马塞尔的方式,展示了文学诞生的真正时刻:感到挫败的时候,想要写作却没有写作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望向窗外,听走廊喧闹的时候。

马塞尔第一次见到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她正拿着一袋高尔夫球杆,“低着头像是个不情愿赶回马厩的动物“。马塞尔第一次跟她聊天是在埃尔斯蒂尔的画室,埃尔斯蒂尔还没有成为那个后来很知名的印象派画家,但是他现在已经差不多是马塞尔的楷模了。所以马塞尔很惊喜的发现埃尔斯蒂尔就是伴他长大的故事里的人,那个在无聊派对和时尚沙龙里消磨时间的社交画家,但是埃尔斯蒂尔如此解释道,这两种形象不矛盾,生活原本如此。”一个人,“埃尔斯蒂尔说,

“不管多么明智,在年轻时的某一阶段,没有说过什么话,甚至过着某种生活,事后回忆起来觉得很不愉快,希望将其抹掉,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但是他不该绝对地为此而悔恨,因为,只有经过所有的可笑、丑恶之现形,他才能有把握在可能范围内变成一个贤哲。这一切可笑、丑恶的现形应该是这最后现形的先导。”



埃尔斯蒂尔说的这些错误并没有赋予普遍或常用的智慧;他们只是定义了一个人独特的视角,而恰恰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如何看待事物*定义*了艺术。更进一步说,艺术使这种视角明晰化了,让视角本身可以被他人所知所感。它将我们从被侵蚀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带出来,让观众或者读者“用另一个人,另外成千上百人的眼睛来观察宇宙,来观察成千上百人眼中的成千上百个宇宙”。

这种年轻人犯的错误实则会构建起艺术-视角因而时间没有被真正浪费的想法意味着生活可以等同于研究,或者生活会塑造人所创作的任何艺术。它点明没有生活——也就是没有犯错,经历,时间的流逝——就诞生不了艺术。艺术是对一切挥霍的记录。它截住了这些挥霍的时间并且加以改造。它用时间作原材料,把时间材质化。

普鲁斯特用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讲了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是什么锁住这对爱人,以及一个人对过去的理解是如何在时间中改变。阿克曼关于西蒙和艾瑞安娜的故事同样关于妒忌和爱欲,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回望过去;不断延展的这一刻困住了它。”我没有回忆“,西蒙对艾瑞安娜讲。西蒙是尝到儿时吃的玛德琳蛋糕并找回童年记忆之前的马塞尔。

对于普鲁斯特的读者而言,他的形象在作者和小说的第一视角之间不断转换,无法将他们永远分清的可能意味着阿克曼的故事不止给了我们一个去英雄化的马塞尔,即西蒙;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去英雄化的普鲁斯特。她不认同了艺术挽救了逝去的时光这个理念。她的作品必然是非普鲁斯特或者反普鲁斯特式的:它断定时间延续可以是艺术。

最终,阿克曼理想的艺术家是艾瑞安娜/阿尔贝蒂娜,而非西蒙/马塞尔——歌唱家艾瑞安娜,不是作家西蒙。艾瑞安娜是综合了学生,业余艺术发烧友,票友,撒谎的人多个身份的艺术家——总有人陪伴,从不孤单,只在家中浴缸或者床上躺着唱歌;最了不起的表演不是给掏钱了的观众的独奏而是与邻居飘出窗户的二重唱;在自己选择的情爱牢笼的限制下里隐秘地行事。这个角色是太过不为人所知,像某种密语或者缺失了些什么——她的名字,艾瑞安娜,与  *a-rien* 同音,意为”虚无“——只会让观众更留意到时间流逝,而时间的消失,恰似走廊上那些渐渐消匿的脚步声。

Reference:

[1] Time Unregained by Christine Smallwood: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4/02/08/time-unregained-la-captive-chantal-akerman/
[2] LA CAPTIVE (Fireflies Press, 2024): https://firefliespress.com/La-Captive


#影评翻译 - Time Unregained 不复的时光 by Christine Smallwood

Written by Christine Smallwood

*Smallwood 是纽约书评的专栏作家,也是哥大英语文学博士和兼职AP。上影节的时候逛书店顺手买了两本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准备找时间翻一下里面感兴趣的东西。本文是今年2月发在纽约书评上的,此时 Smallwood 的新书《女囚》(我觉得这才应该是阿克曼《迷惑》一片的正确中文翻译,来自普鲁斯特)将在3月份发售,出版公司是 Fireflies Press。Smallwood 对普鲁斯特对阿克曼的评价极其精彩,结合了很多她自己作为作家写作的体验,作为女性的经历。和她文章里那些非常坚实的观点类似,《女囚》对阿克曼有非常独特的理解,主要来自于 Smallwood 和阿克曼的很多共性。我觉得是我读过阿克曼影评里最好的几篇。*

*另外 Fireflies Press 这家出版公司也很想研究一下,很擅长精挑细选。他们给我的印象类似于独立游戏发行商 Annapurna Interactive,对游戏的态度跟主流不大一样。Firefiles 之前策划的 Decent Edition 系列出过四本书,其中一半是亚洲导演,洪常秀和蔡明亮。Postpost之前上架过但是已经买不到了,好在 zlib 还有。文章标题取自《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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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直没能登上大银幕的普鲁斯特作品的幽灵一直搅扰着电影史。既是制片人也是演员的妮科尔斯黛芬曾经花了整整二十一年尝试寻找一个能成功改编普鲁斯特的导演,而特吕弗如此回应她,“我给这位女制片人写了一封信:没有哪个真正的电影人能够允许自己像挤柠檬把普鲁斯特的回忆从书里挤出来,只有不尊重原著的人才有胆子糟蹋他“。相同的邀请也被阿伦雷乃、雅克里维特和路易马勒给拒绝了。维斯康蒂倒是写好了脚本还找好了一座用于拍摄的城堡(他还计划让阿兰德龙出演马塞尔,碧姬芭铎演奥黛特,夏洛特兰普林演阿尔贝蒂娜,马龙白兰度演夏吕斯),但是当妮科尔斯黛芬要求维斯康蒂给她更多时间好让她能募集50亿美元来支持四个小时片长时,维斯康蒂选择了放弃这部电影,此外另一个也曾见诸报端的传言是他未能完成就离世了。

哈罗德品特写好了一个本来应该由约瑟夫罗西导演的剧本,但是这个版本也无疾而终了。据传戈达尔想要拍摄普鲁斯特的作品,但他从未付诸实践。在1984年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了由《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改编的电影*《斯万的爱情》*,这是一部在专精人物传记和小说改编的*《杰作》*系列剧里播出也很妥帖的的引人入胜之作。没有严肃影评人赞美*这部作品*——这似乎只能证明普鲁斯特有多不好改编——但我很喜欢。我爱片中的服饰和软装,我也喜欢杰瑞米艾恩斯演的斯万,他为奥黛特着魔,而奥黛特作为一个声名在外的交际花甚至不是他钟爱的类型。施隆多夫的导演技巧满是陈词滥调,但是话说回来,爱情也是这么俗不可耐。

没能看到特吕弗、里维特或者雷乃、洛西和维斯康蒂版本的普鲁斯特确实很遗憾。但是假设有了上述版本的话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今天阿克曼导演的奇异又催眠的*《迷惑》*。这个版本发行于零零年,并且把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移植到了当代巴黎。在原著中,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激情的同居生活是发生在有大量人口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社会中的——比如家庭关系,党派争端,政治要闻。阿克曼以极简原则把这对爱侣单独拎出来研究,假设只看*本片*,观众很可能以为西蒙和艾瑞安娜都是完全原创的人物,他们之间没有前缘,但是如果你对普鲁斯特有些了解,你就会明白要揭开的谜题绝不仅仅是为什么这对爱侣要在一起——这谜题包含纠缠的欲望,性缘,一夫一妻制给予的压力,嫉妒和房产——同样也是阿克曼如何借用和改编了普鲁斯特。

阿克曼第一次考虑改编《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五卷*《女囚》*是在1970年代,在她完成早些年的伟大作品*《让娜迪尔曼》*(1975)之后。但是阿克曼当时太”照本宣科“地去实现这个想法。除了拒绝使用配乐、剪切还有正反打这些主流拍摄手法,阿克曼一开始也不相信文学应该被搬上大银幕。几年之后,当她不那么前卫但是更有意愿尝试实验影像时,她重新捡起了这个想法。阿克曼没有在写剧本之前重读《追忆似水年华》而是之后再填充细节,所以电影没有被原著细节束缚且塞满了各种当代巴黎的细节——从西蒙公寓的浴室玻璃隔断到让他打喷嚏的巨大花束。

人们可能会期待,当阿克曼被问到为什么她要改编普鲁斯特的时候会说”普鲁斯特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和我一样对自己母亲着迷的作家“。但是不,她谈起了建筑。”我记得书里那间公寓,那条长廊还有那两个角色——我说,这就是为我创造的故事“。一年之前她告诉另外一个采访人,”在我所有电影里,我都坚持纳入门廊,一些门和房间。没有这些事物我没法排演…这些门扉和走廊帮我构建电影,也帮我调整电影的时长“。

阿克曼总是在衡量时间如何流逝,她的观测是靠观众来实现的。阿克曼曾经说过一些人称赞电影(大概是娱乐片)会说它让时间飞逝,她认为电影让时间飞逝或者让观众忘记时间流逝与偷盗无异。“我想让人们感受到的恰恰是时间的流逝。所以我不会从他们人生里偷走两个小时,他们经历正常人生一样经历这两小时“。在电影发行二十多年以后,我们许多人已经对技术带来的分心习以为常,以至于都注意不到我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生活。因为你注意不到一天是怎么错过的,所以有一种特别的疲劳感。然而阿克曼要求观众去感受时间流逝也同样令人不适甚至是痛苦。这是我们在《迷惑》里了解到的的另一种焦虑的形式。这部电影像一个时间停滞的坟墓,观众对时间的感知变得极其明确,时间几乎静止了。

在她15岁看到*《狂人皮埃罗》*(1965)之前,阿克曼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在看完之后,她说“我有种直觉,如果我只去写作,我会永远困在写作里无法离开。”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她对阿尔贝蒂娜/艾瑞安娜这样的角色产生兴趣。阿克曼会认同那些无法脱困的人。

电影学者老早就注意到,用 Genevieve Yue 的话讲,阿克曼异常关注”距离和困境“的主题。Genevieve Yue 指的是*《非家庭电影》(*2015),在这部电影里阿克曼把她和母亲纳塔莉娅用 skype 打电话的片段、她们在布鲁塞尔公寓一起度过的时光与以色列的沙漠镜头混剪在一起。难道如今我是唯一一个看*《非家庭电影》*时感到”完全不必要的”上班族隔离时期的疏离感甚至隐隐笼罩在最纯粹的视频聊天里的吗?许多阿克曼的电影现在看起来带着一种怪异的疫情期间的时空感:*《蒙特利尔酒店》*(1973)空荡荡的走廊;*《美国故事:食物,家庭和哲学》*(1989)里纽约街头独白;*《明天我们搬家》*里歇斯底里的亲密感。

在*《迷惑》*中也是如此。西蒙和艾瑞安娜像是得遵守居家令一样。当他们外出时,二人几乎从未身处人群之中——博物馆空空如也,街道荒无人迹,并且如果周围有其他人,西蒙会匆忙跟艾瑞安娜去其他地方。当他们最终离开巴黎,他们却无法在这广阔空间或者更多可能性中找到慰藉,只有窒息人的陪伴。

“对于*《迷惑》*,我在室内空间上花费了很多功夫,”阿克曼提到,“市里的别墅、汽车,通过这些事物,观众被投射到精神化的宇宙中,同时他们甩开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你只是被一台单向前进的机器牵引着走。”这台机器是被角色们的欲望所驱动的——被欲望俘获或者捕捉,以及捕捉或俘虏彼此的欲望。看完这部电影的人会久久被逃不开的不安感搅扰,这感觉使我们被那些令人伤感的欲望统治和压迫着,也使我们无法宣泄欲望,无处逃避,无法偏离让艾瑞安娜走向她命定结局的轨迹。无论这欲望冀求着什么,它不是要占有它追逐着的事物(孩子们比所有人都更能理解:这就是威利狼与哔哔鸟的故事)。

普鲁斯特并未昭示阿尔贝蒂娜会注定如此失败。他允许阿尔贝蒂娜离开马塞尔(某个早上在马塞尔熟睡时她就这么出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分手的字条),普鲁斯特在后几卷让她归于安息。在第六卷《女逃亡者》里,普鲁斯特让她从马背上摔落,只是“女俘”这个构思对他来说过于重要,于是阿尔贝蒂娜开始逃亡生涯——这样她得以离开,她的死亡是个奇异的转折而不是注定的高潮。

*《迷惑》*中的表演有种轻盈感。西尔维饰演的艾瑞丽娜苍白而且瘦弱、犹疑,整个人像水母一样半透明地若隐若现。斯坦尼斯拉斯莫哈饰演的西蒙是一个虚荣的偏执狂,结合了少女梦中情人一样的神秘感和读研学生的神经性感伤。和马塞尔以及普鲁斯特本人一样,他病恹恹的,不停抱怨过敏和花粉。他难以捉摸,茫然而苍白,像个幽灵或者某个感染了病毒的人。

阿丽亚娜的形象梦幻且模糊。她轻易困惑于要去的地方和要见的人,而且还撒谎。她会忘记给自己打过的掩护,告诉西蒙她在歌唱课上而她早就跟西门讲过会去空中飞人课,声称自己从未和扭脸就承认了其实很熟悉的某人碰过面,她似乎和西蒙唯一信任的安德里亚有染,但是可能也有其他的私情;或者她只是为了取乐撒这个慌。

她的谎言建立了一个私密领域——这拉远了和西蒙的距离,标记了一个他不能擅入的领地。她的另外一个逃避方式是睡眠。艾瑞安娜有像个嗜睡症患者或者家里的猫一样能立刻入睡的奇特天赋,她还能在被勒令入睡时睡着。睡眠是西蒙和艾瑞安娜关系里最(或者唯一?)和谐的一面,他们都对这一点无异议。一方面,西蒙和艾瑞安娜的关系是病态的;从另一面看,这种关系也是对真正和谐家庭氛围的美好幻想(我对同居伴侣全部要求就是在我告诉TA去睡时他们立刻睡去,闭上眼睛而且除非我要求否则绝不再睁开)。


In The Flow dan repost


#流水账 杂谈,还是香港和电影节(一)

香港的影院总是把冷气开的很足,对于4月体感30度左右的天气,赶场从满头汗的状态进入只有16度的放映厅只有几分钟的畅快体验,接下来就是在座椅上瑟瑟发抖直到结束。日程被我排的很满,虽然有时在 Google Map 上检索到的时间小于两场电影之间的空隙,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平均间隔40分钟还是最稳妥的打算。这几乎赶上我给上海电影节留的赶场时间了。据我观察香港人日常走路的步幅和步频并不大,地铁站换乘、小巴站到公交站、商圈到地铁还是有一些距离,尤其是对于赶场来说,有时候步行速度可能比坐地铁更快,但是相比北京香港的行人更放松一些,在北京,无论你骑车走路或者挤地铁,所有人似乎都理所应当地默认”别人应该先给我让路“,在香港,紧迫感消散了。

因为开售时幸运地抢到了洪常秀,所以到达香港的第一天就看到了整个 HKIFF 期间最好的作品之一。洪常秀对金敏喜的爱有多宝贵,或者特殊,可以在《旅人的需求》里分辨出来,金敏喜美的瞬间,我相信洪用镜头书写出来了;于佩尔在洪片里就全无爱意,只有喜爱。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洪要用”旅人“来拍摄于佩尔,对他来说语言负担着比分清界限更重要的任务,语言本身就是距离,在于佩尔身上旅人是比爱人更优先的属性。中国人不免要借《旅》里东亚妈展示一下自己的心理创伤,母亲在洪片里是工具性的,在观众这里也是,我还是觉得早点摆脱这种精神暗示比较好。从圆方赶到铜锣湾,简单在时代广场转了一圈,食肆的价格让我自觉径直奔去影院。

库布里克第一部长片《敌后袭击战》,大陆译作《恐惧与欲望》,后者更贴切一些,所得到的评价是他整个生涯里最中肯的。对这部一个多小时的黑白电影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忽略它(甚至可以延伸到忽略库布里克大部分作品)。结束已经快十点,原本打算在下一场之前靠M解决晚饭,可惜铜锣湾M在这个时间几乎客满。晚场之后我又去了一次,还是满座。最后凌晨回到荃湾24小时营业的M记,离开时一点半店里竟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炸鸡极大地抚慰了我当天看最后一部片子的创伤,《如果我能冬眠》——如果我能选,我不会去拍这么一个精致的工业垃圾。本片导演(原谅我不愿意花时间查他的名字)和锡兰之间隔着比一个17世纪的蹩脚画家和卡拉瓦乔之间更大的鸿沟。卡拉瓦乔侍酒少年眼里若有所思的爱欲到本片里就矮化成空洞、枯燥的注视,这些精巧复制的艺术毫无灵韵可言。


Charles de Gaulle was prepared to transform his country’s entir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o preserve what he believed to be the essence of his beloved nation. So is J.D. Vance.

戴高乐准备改变国家的整个宪政体系,以保留他所认为的他所热爱的国家的精髓。 J.D.万斯也是如此。

一句话了解一下新的共和党VP Candidate: J.D.Vance.


#异见者 作品

作为粘合剂的部分改变了这部电影,生命力就在这里发芽结果




#五月风暴(一):无权力者的权利

在“禁止禁止”这条有趣的标语被回顾那个年代的著作广泛提及之前,它已经先一步进入了摄像机的捕捉范围。安托万德巴克在反驳那些称新浪潮短暂生命中诞生的某些作品具有严重右倾倾向时提出,当电影关于形式时,即会向右靠,一旦牵涉到写实问题,便会转向左。青年导演可以对阿尔及利亚战争避而不谈,对真正法国人激烈论战的社会现实采取绥靖立场,但只要你真正举起摄影机,接受这个民主的、将定义权力重归你手的表达方式,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电影这一终极的政治宣传媒介影响。

克里斯马克在制作《红在革命蔓延时》用的手法和瓦尔达一开始拍摄《蓝色海岸》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这种手法和蒙太奇有等长的历史,它无非像是一块水晶,或者透镜,后者更贴近我们叙述的需要——早期的透镜由石英打磨而成,这种技术物的使用变相地反射(同时在物理和文学意义上)出生产者的需要,放大(扭曲)被聚焦事物的一部分性质。六十年代的学生们是战后无权力的一代,但是他们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秩序下拥有基本权利的一代,学生/工人运动是他们仅剩的一次在传统的大工业生产秩序里反抗可以被直观定义的资本主义之象征的机会。其中一个被记录的事实是:华尔街精英们在镜头前挥动他们的从业证明高呼“bomb hanoi”。在1967年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反对海军陆战队和为越战生产凝固汽油弹的道化学公司在校园里招募而聚集起来,阻止了他们的活动并在大楼前示威;这一幕在56年后重现。越战同等地对欧美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只是和法国人不同,美国人要想团结工人还需要解决种族问题。

《红》作为纪录片天然地隐含着伦理问题,对于真实记录,我们暂时这样区分:纪录影像认定的真实,以及拍摄的现实(同样预设立场),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构了真实。而《红》引用的影像,当然是新左派的真实。这是《红》上下两集中所使用影像的固有立场,而不是克里斯马克的,只能说,这二者重合了。克里斯马克把卡斯特罗的自白(在影像里,不存在发问人这样一个角色)化为左翼理论的一部分,彷佛这样就能弥补巴黎红卫兵、法共分裂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和密特朗支持者之间的裂隙。我最憎恨《红》带着一种温和的妥协,好像一部分左派说不应该动员任何群体进行暴力革命好让他们来维持一个虚伪的执政联盟,或者借助暴力革命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政治精英组建政府。前者是贝当主义,后者实际上用斯大林的口吻要求战利品。

我想回顾一次新左派提出的文化定位:文化领域的变革必须领先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这里用渐进的顺序讨论三部作品:《戏梦巴黎》,《远离越南》以及《一切安好》。在《戏梦巴黎》里,贝托鲁奇半是调侃半是严肃地关心1968年的学生,我简直找不出比直接在电影里插一段利奥德旧画面然后让他本人出镜更老套的“致敬”方式。贝托鲁奇的意图非常不明确,他拍摄学生生活的时候像个窥淫癖,政治是一些点缀,学潮在视线之外;三人路过学生在拉丁区堆起的街垒,消化左翼思想的速度比他们摆脱 virgin 身份之后拥抱性爱的速度更快。贝托鲁奇这样有能力混淆艺术和商业的人相当危险,无论他是怎样说服伊娃格林,一个强奸犯在这种戏谑的腔调下对后者的阴部大拍特拍都应该被视为刻意冒犯。《戏》用游离在主流学生之外的几个人偷偷完成了对五月风暴的定义,套用戴高乐派的用词——“chienlit”,简单讲,就是乌七八糟。

《远离越南》的名声远远没有这部作品本身的某些片段大,这让《远》看起来像是一个局部撕裂的拼贴画。戈达尔自己的片段模糊了镜头/立场与现实的界限,但是如果是他自己以这样的姿态拍摄一部完全非虚构的越战浪潮纪实,大概所有影像指代的事实会成为戈达尔回到电影本体论的所利用的陪衬元素。再没有“美国失败”这样的事实更能够鼓励远在法国的声援越南委员会了,而这和所谓”支持“越南人民的影像有多少或者多大程度上被传播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和越南解放阵线站在一起这样的口号在后来的学生/工人运动潮的预演里也被证明无法最大程度团结所有人。《远》证明的恰恰是它最不关心的。如果纪录影像本身不能实践某种超验性,那么它只能是内部调和矛盾的工具。

现代主权形式同欧洲现代性一道发展而成,它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自身的危机、冲突和争斗:内在性(immanence)和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冲突和争斗。


用平和的语调关心这个问题的是《一切安好》。工人反对工会!一切都是对现实原封不动的搬演,在极左恐怖运动高潮时拍摄的《一切安好》的气质恰如戈达尔的反刍物和当下社会氛围的混合的产物,无政府主义者们努力消灭的,也是”一切安好“。简方达被一笔带过的爱情并不有趣/喜剧,但它是重点,可能是从这个时候/这部作品开始,即使戈达尔仍然在作品里谈论政治,但是他的电影已经和政治解耦。

新左派对毛的热情超越了他们所能阅读的极限,当然毛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只是当权力被逐渐从他身上收回时,理想主义就退化成一个卑鄙的借口。和法国学生工人狂热拥护相悖的事实是:毛打碎个人威权直达底层民众的层层阻碍目的在于重新声明权力曾经属于也只能属于他,而欧洲人无视了毛与他们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工人与学生事实上是没有权力的。这就是新左派把卡斯特罗、毛们视为坚不可摧偶像所带来的弱点,托洛茨基或者非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信徒对他们宣讲说,马克思的资本家是我们要打倒的对象,与此同时拉美首先关心民族独立而非康米,毛关心首先集权而非社会主义。对于学生要求的性爱自由、言论自由乃至任何一种在主观上被剥夺的权力,他们只需要采取行动争取;而学生自治乃至重组政治体制实现“直接民主”的诉求,已经预示着他们越过了现有的所有理论,但是此时学生面前除了空荡荡的资本主义虚伪神像以外别无他物。只有情景国际先一步看到了已经帝国化的资本主义的种种迹象。

Reference:
[1] 汪民安(2004). 《帝国》的谱系和后结构主义政治学. 《生产 第一辑》. 佳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沈汉、黄凤祝(2023). 《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现代的西方学生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

https://lessamateur.art/%E4%BA%94%E6%9C%88%E9%A3%8E%E6%9A%B4%EF%BC%88%E4%B8%80%EF%BC%89/




#香港国际电影节与独立书店

序言书店

序言书店的位置很有香港特色,贴满了小广告的老旧电梯和在一众广告里非常突出的书店海报已经在进门之前提示我就算没看到序言 Logo 也找对了地方。香港的文化书店比大陆多了太多选择,所以店长们不必强迫症一样在书架上摆满好几列的理想国。比起其他书店,序言更强调“在地”的香港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讨论,台湾出版的相关研究;还带着明显自由主义的文化堡垒色彩和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议题。对于经典的哲学文本,最好直接读英译本;对于各类左翼立场的出版物,最好看繁体中文。这些序言都做的很好,它默认读者应当有这种共识。电影类的书选的不怎么好,我一点也不喜欢香港电影,序言的文化属性却要求它关心这些片子,其中大部分属于为看而看的类型。世界电影史在序言的电影书架上消失了,但是印欧语系的其他产物仍然熠熠生辉。

我最后买了周保松老师的《政治的道德》,比较合理的说法是这是一本散文集而不是论文集,它当然不能用来完全解释自由社会/威权社会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冲突,左翼自由作家们提出一种理想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经过了政治哲学的检验并且能最大化的维护我们的生活不倒退回七十年前。我觉得女性主义和左翼自由的区别在于:左翼自由关心阶级超过平权,女性主义反过来。

乐文书店

不太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帖子推荐乐文,如果有人要找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地方,乐文肯定是个好选择,但是照我看乐文可以丢掉四分之三。我不会去书店找菜谱,或者人物传记,或者小学课本上的经典名著,这些书让乐文像是个没有摆红宝书的新华书店。在我前面结账的顾客幸运地淘到了两本绝版书,还收到了老板送的书签,我就没那么有福了,大概是因为我面相凶巴巴的。

我选了两本:《香港 人间》,一本季刊;《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 by 楊繼繩,作为共和国史的补充。实际上我对香港衣食住行都不太关心,因为我没钱,不过香港杂志的摄影我很喜欢,想拿来当样本。

库布里克

百老汇门口的书店。泛艺术类书…没什么严肃的电影研究。会员可以租借CD(又多一个长居香港的理由!),而且观影有票价优惠。HKIFF之后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专题展,我摸了两册 flyer 之后飞快跑出了书店。

精神书局

唯一一家没有带着点儿啥离开的店,精神书局的英文小说尤其便宜,可惜我这次来香港只有一个随身的背包,装不下太多书。二手书店似乎很难选择自己能卖些什么,或者买到什么。

留下书舍

门口放着一叠调侃港府“由治及兴”贴纸,可以自取,于是我拿了一张做书签。留下有很强的抗争意识,选书无不展示出媒介宣传所必要的自由/独立,去掉了纯文学装饰的书架强调香港媒体人尚能残续的倔强,在香港街道上陈列出见山和猎人之外的可能性。店里设有常客桌,算是可以自习的位置,费用也还算合理,人流量比起序言或者乐文小得多,如果常驻香港又离得近会是很棒的选择。我绕了一圈之后买了哈金的《背叛指南》,之前从没读过哈金,一直犹豫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哈金作品获奖的理由里有多少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有多少是因为小说真的值得嘉奖,或是很难相信一本中国人英译中的作品能完全说服我读完不觉得浪费时间(结果是并没有说服)。

选书和策展没有什么分别——留下摆在进门柜台的书和他们希望对外的姿态高度一致。对各种思潮**撕裂社会**的再研究、香港人物志、**沦陷**时期的记录,这些作品提醒读者当下和旧时期之前的距离并不遥远。结账的时候我没有听懂粤语的价格,旁边一位和店长交谈的女士好心用手势比了一下,不过我还是没搞懂是 $160 还是 $106。就找零收到的一大堆钢镚看应该是后面那个价格了…


#NotAllClassics——《红药丸与厌女症》

Mansplaining

Mansplaining 在中美都不是一个新词。相比于 Donna Zuckerburg 研究的美国白人男性,中国典型的 Red Pill 受众更明显地受到了自身性挫败的影响聚集起来。本书所研究的“Dead White Men” 和极端保守派在政治光谱上有很大重合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他们更热衷于像纳粹一样塑造/推举一个完美的白人男性偶像而后膜拜他,就像膜拜川普;中国的 Red-Piller 却在无时不刻对外喷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的失望和愤恨,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这种投射不能指向任何与政治权利相关的领域,但是他们天然比美国白人男性多一个选项:更保守的民族主义。当白男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取得1970s之后自由主义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时,他们必须更向前一步,回到西方文明最开始的地方。但就像阿涅斯瓦尔达在《女雕像物语》中讲述的,”….但却无人关注这些女神像….因何而建….”,”Dead White Men” 刻意做出了选择。这种回溯不能带有任何宗教性质的劝诫,否则它的男性气概只能被归为天主教精神的一个子集,但是它非常完美地与清教徒传统融合了,从控制女性的性同意边界到生育自由。除了生理期无法被规训以外,白男们希望用符合“mansplaining” 的古典道德/伦理来构建未来的美国文化,如果真的有”美国文化“这么回事儿的话。我感到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Donna Zuckerburg 看起来似乎是反精英主义的(尤其是在大多数讨论里精英主义特指白人男性为核心),但是考虑到她的长兄,她的主要经济来源,Donna 似乎是在隐晦地传达精英主义里安兰德的一面:精英主义无关性别、人种或者民族。女性主义的前沿必须由最大程度挣脱了父权资本主义的 native female 文化精英推进,而 Donna 可能不在此列。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PUA吗

“泡学家” 是个有点奇怪的翻译。这个词有种2010年互联网的铁锈味儿,我相信如今大多数女性都对 PUA 有所了解,尽管这个词被普及的时候没有针对特定性别。略去 PUA 被大量讨论的积极一面: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程度对有可能遭受 PUA 的群体来说在扭转,或者她们可以免于被不平等导致的心理压力压迫,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往往对我们伤害最大的不是那些容易定义和区分的问题,而是那些始终被人争论和曲解,极容易赋予图谋不轨者权柄的复杂问题。让人厌恶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发问,而是发问之前已经预设好的一套控制一切的回答。PUA 被用于勾引情景时,它最终要达成的目的是性行为,而且多是屈从男性身体习惯的性行为,我们真正应当关心的问题是:性行为的**同意**如何界定?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人和美国人显然不会给出相同的答案。

“The Final Solution” to Sexual Consent & 虚假指控

统观全书最重要的部分,虚假指控,Donna 没能给出麦金农激进的观点温和版,她大体上承认了麦金农观点的合理性,然后嘲讽地给本书选了一个与白男厌弃的例外论——NAWALT, Not All Women Are Like That ——所针锋相对的名字:NADWM。有时候读者不得不以进步主义的立场要求某些观点,尤其是在面对某些”普通“的社会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不妨参考司法的无罪推定原则给出 sexual consent 的适用场景——这二者的相同点在于,”有罪“和”同意“都是需要明确肯定的事情。检方必须给予清晰明确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否则应当遵循无罪推定;在性场景里,主动地一方必须获得清晰明确的信号证明另一方有同意的意愿,都则应当立刻停止。”无罪“和”不同意“同样也默认需要否定,这意味着直到一方有能力推翻它,他们都不能以强制力(无论这力的来源是什么)扭曲他人意愿。想象一个表示同意的权力真正被女性掌握和定义的时刻!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780607/


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里隐藏起了一种纯粹符号带有的刻板,或者她把这种刻板掺在镜头所唤起的崇敬里,它有一些东方集体主义所强调的严肃。Lacrimosa 同样有一种古典的刻板,但是当他们含混着德语固有的极端阴郁特质的时候却格外抒情,在急躁的鼓点和瓦格纳之间撑开了一道帷幕,这种巧妙的交叠暗暗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美学可能,和德国黄金时代属于同一种浪漫主义。不太喜欢演出的鼓点(尤其是物理震感过于强烈的演出),压过了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XMPwV1-58

20 ta oxirgi post ko‘rsatil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