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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在进入千禧年后剧烈的 K 型分化,和小泉内阁奉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小泉认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公平的优先级要让位于经济发展。用小泉政府发言人的原话说,“格差扩大只是表象,格差有何不好”。在日本政府当局看来,如果强调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只会养出许多懒汉。只有充分竞争以及给予竞争中的优胜者足够多的经济物质奖励,才能彻底激发日本民众的工作动力。为此,小泉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措施,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降低边际所得税率、压降公共事业投资支出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
然而,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和施政理念似乎有些过犹不及。正如老子所说的,过刚者易折,刻意寻求扩大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为日本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2000 年日本 GDP 增速为 1.4%,到了 2001 年则变成-0.7%,而在 2002 年进一步恶化为~1.3%,格差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有力刺激经济增长,反倒使得经济出现倒退。同时,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和撕裂,为社会治安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日本每 10 万人的谋杀犯罪率 2000 年为 0.53 人次,至 2004 年小幅上升至 0.55 人次,看似提升幅度不大,然而背后的代价是警察经费支出较 1990 年代同期大幅增长 30.6%,也就是说日本将更多的财政经费用在了治安维护上,才勉强控制了国内治安环境不至于因为社会阶层分化而出现动荡。
另外,社会的 K 型分化也降低了年轻人的发展欲望。日本在 2000 年度开始流行一个词,叫作“啃老族”,后来发展为“尼特族”(尼特为日语对英语缩写词 NEET 的发音,NEET 的全称为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尼特族和宅家族是同一个含义,用来指代那些不出家门、不参加工作、不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后来也泛指全年龄中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日本 20~29 岁的年轻人中,共有 105 万人处于无业状态,而仅仅在 10 年前,也就是 1990 年,这一数据为 41 万人,10 年间日本的尼特族人数暴增 156.1%。同时,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0 年全日本约有 200 万个自由职业者,这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是不连续并且不稳定的。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工资结构基本调查》白皮书的估算,每名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收入约为 20791 万日元,非正式雇员约为 10426 万日元,而自由职业人员约为 4637 万日元。也就是说,是否成为企业正式员工,对于一个普通日本人来说,其终身收入将天差地别:非正式员工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一半,而自由职业人员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 22% 左右。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显示出雇佣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出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下,年轻员工对于未来不抱希望的心态的来源。
也许正如小泉内阁所称,“格差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K 型分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英美等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强国,也存在着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和代际阶层固化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小泉政府放纵日本社会阶层撕裂的借口。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的理念,尽管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但是放到社会层面,却显得过于无情。一个运行合理的社会,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应该具有一些人道主义温情;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应当只鼓励强者恒强、全民丛林法则式的开拓进取,而应该对弱者伸出援手、施以同情。
《旧唐书·魏徽传》中这样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鉴往知来,日本社会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以及最近几十年的社会阶层 K 型分化与撕裂,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力争避免日本踩过的坑?我们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六大方面。
(1)效率和公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从日本的经验看,从二战后重建到经济泡沫兴起,日本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较高的边际税率和稳健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使得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均衡发展。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快速使经济重新繁荣,日本政府放弃了公平性建设,转而采取追求经济增长的施政方针。从 2000 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最终促成日本今天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事实上,我们从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发展经验看,效率和公平并非完全的取舍关系,二者在某些阶段是可以共存的。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情况看,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度和相对的高社会福利支出,并未拖垮日本财政,反倒激发了经济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人以稳定和信心的社会氛围,要比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更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试想,如果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收入稳定性都没有信心,又如何全力以赴地参与工作呢?
(2)确保教育公平,人人都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我国古代先哲曾经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认为无论家境和资质如何,学生都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从日本泡沫经济后期至今的教育政策看,日本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公立教育精英化,私立教育贵族化”。自从实施宽松世代的教育政策后,日本的课外补习班和学历崇拜等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有所改善,平民子弟也看似有更多机会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与官方最初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驰。在激烈竞争的年代,日本的阶层流动性在历史上是相对较高的,而在宽松教育政策实施后,尼特族和宅家族等反倒大量出现。2000 年后,日本政府对于公共支出预算的削减,其中大幅压降的是教育经费投入。日本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4%,同期这一比重英国为 5.0%,法国为 5.9%,丹麦为 8.2%。“再穷不能穷教育”并非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关乎社会公平的措施。只有将对教育的投入落到实处,才能保持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
(3)保障就业优先,缩小职业收入差距。有一份正当且稳定的工作,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共同愿望。如果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社会各个阶层就会出现分化及固化,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进而陷入动荡。无论在哪个国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保障就业,是维护社会安定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消除就业歧视,让各种人都能有机会获得适合自己的工作;其次,要做到同工同酬,在法律的意义上保障相似的工种收入大致相同,同时要打击企业利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等方式绕开法律管制,人为扩大收入差距的行为;最后,还要完善工作时间分配和最低工资制度,避免少数人的无偿加班行为抢占其他人的就业机会,也要让以灵活方式就业或兼职的人有最低收入保障。
(4)强化政府的二次收入分配功能。从欧洲各国的经验看,由于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如何做好二次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以德国、瑞典和丹麦为例,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36、0.487 和 0.42,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然而经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作用后,二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82、0.230 和 0.217,成功地将基尼系数控制在较低的区域。如前文所述,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将所得税边际税率从 70% 降低至 37% 左右,实际上是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这一点,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中应当引以为戒。
(5)构建社会安全网,增强群体安全感。在前文中,我们看到日本的小泉内阁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压降社会福利支出,人为制造“格差社会”。其实,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说,政府存在的一大作用便是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兜底性质的社会保障,让一部分因为意外、天灾或其他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生活得不至于太过悲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反而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当创业者知道即便自己创业失败,也不至于陷入一穷二白的无保障生活中时,他会有更强的动力从事创造性活动。同时,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社会安全感的增强,减少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繁荣的起点。
(6)弥合地域性差异,做到全国一盘棋,经济全面协调并可持续发展。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看,在二战后的经济修复期、神武景气期以及后来的泡沫经济期等经济总量飞速发展期,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各地民众都享受到了经济高速增长释放的红利。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本各地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便一一暴露出来。日本巨大的区域性经济差异,与三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以及日本政府有意压减公共事业特别是基建投资支出,是有密切关系的。大都市圈会吸引产业和人口聚集,而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源的过度集中,又会反过来加速小地方经济的落后与衰退。基于公共事业的财政支出具有福利性和再分配性质,压降此类支出等于变相削弱了经济体内部的平衡能力,最终使得社会 K 型分化日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