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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日本就业市场 K 型分化的重要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日本政府对企业雇佣制度的改革。在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后,兼职类受雇人数和非正式受雇员工数量迅速增长。这两类群体的特点是雇用时间不固定,签约时间短且单位劳动时间的工资报酬低于一般企业的正式员工。企业更愿意选择这些灵活的雇用方式:一方面,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只需要支付更低的薪酬;另一方面,非正式雇用和兼职雇用的临时工数量可以跟着项目走,当项目完工后即不再与他们续约,在保障企业生产高峰时人力资源充足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在闲时不为余人员支付额外的薪水。同时,为了规避日本劳动法等针对企业解雇人员需要给予足量补偿的法律,日本企业诞生了“劳务外包”的生产模式,通过与派遣劳务的公司合作来获取劳动力,而不是直接与劳动者签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企业在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初,正式雇用的员工数量下降约 400 万人,灵活雇用的员工数量增加 630 万人。
雇佣制度的变化加剧了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一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不再享受企业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在失去了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保障后,生活中一次意外受伤或生病即可让此前的积蓄清零,甚至陷入债务困境。二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收入通常只有同样职位的正式员工的 70% 左右,同工不同酬使得他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面临极大的工作不稳定性,上一份工作结束后,下一份工作到来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一年以上,没有稳定的预期现金流收入,这使得他们储蓄和消费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四是日本盛行加班文化,无偿加班使得单人工作量上升,在企业工作的员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员工的无偿加班使得企业只需要雇用较少的人去完成同样的工作,这就导致原本并不充裕的就业岗位变得更少,长期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是使得日本社会 K 型分化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者工资调整的方式被称为“春斗模式”,即每年春天由工人集体或其代表(通常是工会组织或劳动者代表等)与用人企业进行商讨,根据上一会计年度企业的营收增长情况,劳资双方共同决定本年度的薪酬涨幅。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春斗模式”逐渐瓦解,随着小泉内阁对工会的抑制政策出台,企业不再忌禅工会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新工资决定方式为“一人一议”制。在这个制度下,企业与每个试图涨薪的劳动者进行单独谈判,薪酬涨幅由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商议。同时,由于密薪制的普遍推行,劳动者内部之间形成了信息隔离,互相不知道同僚的工资水平,因而无法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客观定价。“一人一议”和密薪制的实行,使得劳动者再也无法以整体的形式对企业要求涨薪,同僚之间的薪酬涨幅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这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负面作用。
税收制度缺乏突破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税收的意义在于调节初次收入分配中巨大的不平等,并通过配套的转移支付机制进行“削峰填谷”,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日本政府不断地降低税率,使得税收在二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与效能持续下降。以所得税为例,日本的所得税采取全球通行的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的人群税收负担也越大。从边际税率来看,1986 年日本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 70%,2000 年后逐步下降至 37%。边际税率的下调固然激励了高收入人群更加努力地从事创造性工作,但同时也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化失去了制约,最终导致二次收入分配机制僵化,社会各阶层出现撕裂。
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这样的流量指标的差距上,在家庭财富和社会阶层占比等存量指标上,也无处不体现了日本社会整体看似祥和、实则内部严重失衡的状况。
(1)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从 OECD 调查的日本各个年龄段的贫困率来看,18 至 25 岁的日本年轻人贫困率为 16.6%,75 岁以上的老年人贫困率为 23.8%,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最容易遭受贫穷问题困扰的人群,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日本对于灵活雇用人员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其中,老年一人户的贫困率为 43%,这也意味着在日本独居的老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长期在贫困线下挣扎,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年轻人的日子也并不是特别好过,统计显示,户主为 29 岁以下的家庭贫困率为 25.9%,即日本年轻人家庭超过 1/4 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无力支撑除饮食和日常消费以外的任何开销。
造成日本年轻人和老年人容易陷入贫困的原因是迥异的。如前文所述,灵活雇佣制和废宅文化造成了年轻人工作机会不稳定,收入连续性缺乏保障,以及在失业后容易放弃进一步寻求新工作,进入彻底自暴自弃的状态。同时,日本的最低薪酬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 OECD 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对于劳动者兜底性质的收入保障较弱,社会阶层分化较明显。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高龄老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低生育率使得日本人在进入老年期后,失去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赡养收入,老年生活的财务风险较大。
(2)日本富裕阶层板结固化。甲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森刚志在《日本的富豪研究》中采用了如下的方法定义日本的“富裕阶层”:日本国税厅将年综合缴税额超过 3000 万日元的群体定义为大额纳税人,那么根据综合加权税率倒推,年综合收入在 1 亿日元以上的群体可以被认定为日本的富裕阶层。森刚志的研究显示,日本的富裕阶层职业分布是较为集中的,其中 31.7% 的富人是企业主,15.4% 的富人是医生,11.6% 的富人是企业高管,三者合计占比达 58.7%。以上数据表明,日本富裕阶层有超过一半的人的职业与企业主、企业高管和医生有关。
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长期维持其财富显赫地位,在日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自二战后经济重建以来,尽管财团和财阀一度被解散、拆分甚至清算,但只要经济从萧条中恢复,财富增速最快的依然是大企业家和大财阀家族。当然,随着科技进步,1980 年代后日本也涌现了一批以 IT 成名的企业家新贵,如日本知名门户网站活力门(Livedoor)的创始人堀江贵文,其身家最高时曾达到百亿美元。
医生是另一个富人频出的职业。在日本,医生的供给数是被严格控制的,1990 年全日本医疗从业人数约为 20.3 万人,而到 2000 年初,从业人数仅仅增长至 24 万人,10 年间增长 18.2%,年化复合增速约为 1.7%,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增长情况。有趣的是,10 年间日本儿科和产科医生人数分别负增长 5.5% 和 38.9%,精神科和整形外科医生人数却分别增长 40.9% 和 80.1%。我们甚至可以从日本的医学生选择职业路径这样的微观数据上,看出日本社会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整体风气的变迁。
除工作职业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外,地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是日本社会问题的痼疾。
首先是就业机会的严重分化。1980 年东京失业率为 2.7%,关西地区的失业率为 2.9%,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到了 2000 年,尽管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都有所上升,但东京的失业率保持在 5% 以下,为 4.8%;关西地区的失业率则上升至 5.8%。地域间就业不平衡的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明显恶化。
其次是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经历了经济泡沫的破裂后,各个地区的收入恢复速度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仍以东京和关西地区为例,1990 年东京人均年收入为 414 万日元,2000 年为 432 万日元,10 年间增长 4.3%,基本回到了泡沫经济期的收入水平,并实现了小幅增长;关西地区人均年收入 1990 年为 305 万日元,2000 年为 303 万日元,在经历了 10 年的修复期后,人均年收入不仅没有恢复,反倒负增长 0.7%。地域差异使得选择在不同地区就业的劳动者收入高度分化,最终演变为家庭财富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最后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层。从传统基建项目数量来看,进入 2000 年后,关东地区 2001 年基建项目数量负增长 4.7%,中部地区负增长 7%,九州地区负增长 6.9%。至 2004 年,情况则进一步发生变化,关东地区基建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转正,为 0.7%;中部和九州地区仍然保持了负增长,分别下降 6.5% 和 10%。日本全国性的基建投资收缩,固然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导向有关,但地域间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导致了日本社会的阶层分化更加严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支出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均,将使得获得公共投资少的地区的民众收入更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于获得更多公共投资的地方。
(3)日本社会的代际 K 型分化也是增加社会不公平性的来源。学术界通常认为,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低,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就越大,也越容易激发人们奋斗的力量;反之,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高,就意味着职业的家庭传承性越大,社会阶层越固化且高度分化,人们越容易丧失奋斗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前,社会阶层流动性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底层民众的子女成为白领的可能性较高,白领阶层的子女阶层滑落,成为蓝领阶层的可能性也同样不低。根据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