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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与破裂,对日本的社会分层和长期经济衰退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警示意义值得重视。
(1)金融政策的调整需要充分讨论,审慎执行。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始末情况看,金融自由化是导致资产价格飞涨的核心因素,而过急过快地加息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重要诱因。几乎可以这样认定:日本全国的资产价格波动与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调整波动,几乎是同步且一致的。金融政策应当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大起大落的政策调整极易催生或刺破泡沫。审慎的政策调整和稳定的金融环境,对于一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2)应当充分认识到房地产和基建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不能过度依赖基建和地产驱动经济增长,也不能污名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意义。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连年增加的基建投资预算,无疑是催生日本地价泡沫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则直接拉动了日本全国的土地价格增长。但是,应当看到基建和地产链较长,涉及的民生项目较多、较宽泛,过度地打压基建和地产投资,只会对国民收入增长起到负面影响。同时,土地和住宅仍然是间接融资体系下重要的信用创造工具,保持其价格稳定和适度增长,能够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3)经济增长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重。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1990 年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约为 12%,到 2050 年日本总人口数将下降至 9500 万人,成为世界上人口自然萎缩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龄化意味着社保负担加剧和社会生产力持续下滑,这对经济发展而言是致命的。同时,老龄化也会加剧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日本经济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后,资产从老一辈人传承给年轻一代人成为财富转移的主要方式,经济低增速意味着年轻人几乎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创造并积累更多财富,继承财富是他们得到资产的客观选择。先天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后天将很难获得财富,这就是财富的代际固化。
9.3.1.3K 型分化的日本社会
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伴随着财富蒸发而失去的,还有社会公平。进入 2000 年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奇特的现象:子女的收入和父母的收入正相关,子女的职业和父母的职业高度相似,子女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父母的阶层基本一致。阶层间存在差距对社会运行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社会阶层间缺乏流动性是大问题,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暮气沉沉的。同时,由于“宽松世代”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日本的教育界出现了极端分层,原本属于社会公共福利领域的教育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底层民众的子女普遍学历不高,权贵的子女轻松获得了精英教育。日本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和撕裂,富者恒富、贫者恒贫。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来形容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社会 K 型分化一格差社会(かくさしゃかい)。
日本收入分配格局在泡沫经济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看,1972 年基尼系数为 0.354,其后基本保持小幅波动,直至 1981 年该系数仍为 0.349,整体变化并不大。但是,在经历了 1980 年代后期的资产价格暴涨和 1990 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 2002 年的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了 0.498,较 1980 年代初大幅上升 42.7%。从初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危机具有强烈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效应,在资产价格泡沫生成和破裂前后,日本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迅速扩大并严重化。
即便日本政府采取了税收调节和激励机制,情况也并没有太多好转。从日本二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看,在将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纳入统计后,1972 年日本国民的二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约为 0.314,在经历了小幅上升和回落后,1981 年该系数仍保持在 0.314 的水平。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2 年该系数上升到 0.381。尽管日本政府对收入分化的干预起到了一定作用,日本国民二次收入分配后的 K 型分化并不如初次分配后般严重,但不平等程度仍然较泡沫经济前大大加重了。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日本的不平等程度也确确实实因为泡沫经济而迅速恶化。研究表明,当基尼系数低于 0.3 时,经济体收入分配属于较平等,系数为 0.3~0.4 属于合理范围,系数为 0.4~0.5 属于不平等较严重,系数为 0.5 以上则被认为极度不平等。2000 年初,OECD 全体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为 0.309,其中丹麦、瑞典和荷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25、0.243 和 0.251,收入分配的平等性较好;即便是不平等程度较高的葡萄牙、意大利和美国,基尼系数也分别是 0.356、0.347 和 0.337。在这个意义上,进入新千年后的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面临的是收入大分化和社会阶层大分化的局面,这无疑是不利于重建社会信心并鼓励劳动者持续奋斗的。
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尽管日本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社会绝对贫困率却不断攀升。这也意味着,日本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和撕裂程度并没有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而得到减轻,富裕群体的人口总数和绝对贫困群体的人口总数都在增加。日本政府统计的最低生活收入标准为年化 15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8.8 万元),收入低于该标准的群体属于日本统计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日本 2000 年初的贫困率为 15.3%,在 OECD 国家中排名第 5,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 3,仅美国和爱尔兰的贫困率高于日本,分别为 17.1% 和 15.4%,而丹麦的贫困率为 4.3%,全球最低。日本一线城市的绝对贫困率在 2002 年达到 15.7%,而在 6 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11.2%;二三线城市 2002 年的绝对贫困率略低于一线城市,约为 11%,而这一数字在 6 年前仅为 7.5%。千禧年后的日本民众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更加恶化了。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一线城市的绝对贫困率要高于二三线城市,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情况,即日本打工族尤其是年轻人,宁可在一线城市拿着较为微薄的收入,也不愿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日本都市圈间的产业集群分化情况和就业机会的不平衡是导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零储蓄家庭在 1980 年代初期占比仅在 5% 左右,但在 2005 年却达到了 22.8%,也就是说超过 1/5 的日本家庭每年的收入全部用于生活开支,即便考虑到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现金收入,仍然无法留下任何积蓄,因而这部分日本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任何一位参与工作的家庭成员出现收入波动或者失业,则家庭经济状况将很快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个人破产和流浪的人数激增。1995 年日本个人破产案件数量为 4 万件,至 2003 年则达到 24 万件,在东京的流浪人数也从 1990 年代的 3000 多人增长至 2000 年初的 6000 多人。需要指出的是,统计数据是存在一定误差的,例如那些居无定所并且跨市域流动的人,大部分统计调查都难以将其纳入统计中。
日本政府对于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似乎并不持悲观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鼓励收入分配的分化。“格差社会”是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日本本土称谓。2001 年初,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其内阁成员认为,“格差社会”只是表面现象,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无法激起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劳动者的工作欲望。只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才能促使人们努力工作,参与日本经济社会的重塑。小泉内阁鼓励企业削减员工福利支出,赞成“不劳者不得食”的理念,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被视为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制度被一一打破,社会福利支出也在小泉执政期间被不断压降,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充分竞争。
曾经的发达程度和平等程度令全世界瞩目的日本,是如何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走到社会剧烈 K 型分化和阶层固化这一步的呢?
首要因素是失业率的攀升。2000 年 3 月,日本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达到 5.2%,这是日本失业率自 1950 年起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然而这并不是最高点,在 3 年后的 2003 年 4 月,日本失业率进一步攀升至 5.8%。值得一提的是,失业率这一统计指标,并不是民间一般理解的失业人数占工作年龄总人数的比例,而是指“有工作意愿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占“就业市场总人数”的比例。对“有工作意愿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日本政府的官方定义为:在一个自然周内完全没有任何工作(包括全职、兼职)并且在认真求职的人。言下之意是,如果自愿放弃参与工作,或者被迫失业但求职时长超过一周没有结果,随后放弃继续找工作的人,是不被算进失业人数中的,也就是说人数较为庞大的“宅家族”和流浪者等并不算失业人口。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计算,如果将上述未被纳入统计的潜在失业人口算入失业人口的话,2000 年初的日本总体失业率超过 10%:在已失业人群中,失业在 3 个月以内的男性占比为 34.2%,1 年以上的占比为 31.1%,两者合计为 65.3%。这表明,男性失业群体呈现“M”形结构,中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和长期失业并存,两者占据失业总数的大多数;而失业在 3 个月以内的女性占比为 47.2%,1 年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