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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53 年初,朝鲜战局前景已经基本明朗,日本工业此前大幅扩大的产能一时间成为过剩产能。日本政府本应在此时迅速作出决断,让市场自发出清,终结工业生产的过度无序扩张。然而,日本政府的高层并没有选择这么做。或许是因为对战火重燃心存幻想,又或许是为了维持民众心中“日本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增长”的幻觉,日本政府决定扩张财政赤字并降息,通过财政货币双宽松的政策刺激生产并稳定工业品价格。在这个阶段,支撑日本工业产能扩大的不再是以需求为主的实体经济,而是金融杠杆。1953 年,日本生产指数同比再度增长 24%,一切看似繁荣依旧。但是,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却不断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需求,特别是外需,已经不是高景气时的状态了。日本在 1952 年时的巅峰期外汇储备接近 12 亿美元,而在 1953 年末则降至 9.76 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收缩来自贸易顺差的大幅减少。不过,即便如此,在朝鲜战争时期,日本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赢家,其经济增速远远超过同期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如果仅仅是外汇储备收缩,倘若给予足够的时间,也许日本仍有机会消化潜在的风险,只是历史并没有如果。
雪上加霜的是,1954 年 3 月“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署后,美国利用政治和军事优势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其重新恢复财政货币双紧缩的经济状态。12 月,世界银行调查团访日,告诫日本政府要采取金融紧缩以防止通货膨胀。迫于各方压力,日本政府决定压缩 1954 年的财政预算至原先计划的 80%,即削减 20% 的财政支出,同时取消所有的基建项目。
紧缩政策的威力是巨大的。自 1954 年 3 月起,日本工业生产环比不断收缩,失业率和失业人数超过了此前“道奇路线”时期的顶峰,达到了二战以来日本国内失业率的极值。同时,企业开始出现大规模破产。由于此前积累的高库存,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水平呈现通缩状态,平均跌幅达到 4.5%。由于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之同期海外西欧和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被迫宣布下台。1954 年 12 月,鸠山一郎正式出任日本首相,开启了日本二战后的第二次大繁荣。
鸠山内阁的组建带有明显的想摆脱美国人为其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意图,同时也想借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亚洲特殊的情况,左右逢源,拓宽外交空间,将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鸠山内阁的口号是“完成独立”,取得“独立自主的外交”,并于 1955 年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组织 WTO 的前身)。得益于此前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出清,日本积累的过剩产能被初步消化,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价格触底回升。其间,鸠山内阁秉持“完成独立”原则,多次拒绝美国的产品输入,为稳定国内物价作出了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首要目标的执政思路落地见效,1955 年当年日本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实现了约合 4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外汇储备连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同期,生产指数增长 8.2%,其中约有 1/4 的增长来自出口,国民经济收入增长 12%,而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在 1956 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日本政府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称为“数量景气”,并正式宣布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战后状态了”,向世界宣示日本已经完成经济重建,并迈入了追求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1956 年,日本的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国民经济收入增长 13.9%,工业生产增长 23.4%,几乎是年初政府计划值的两倍多,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再次冠绝资本主义阵营。从分项看,日本船舶制造产值同比增长 63%,电视机产值激增 52%,汽车产量扩张 40%,机械生产指数大涨 45%,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达 1.2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65%,这为后来日本的相关工业部门取得技术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优越感和乐观的氛围弥漫整个日本,人们将这一年取得的经济成就称为“神武景气”。
在任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鸠山一郎因病卸任,其继任者不久也因病离任,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并组建内阁。由于错误地估计了世界经济形势,日本央行在“神武景气”后立即宣布提高法定利率,加息政策拉开了金融紧缩的帷幕。1958 年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接近 10%,工业生产指数自 1957 年二季度开始转为下降。尽管 1957 年的经济活动收缩和此前相比,并不算一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但也中断了“神武景气”期间日本连年高增长的经济态势。
从 1959 年起,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再度改善,外需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部分抵消了错误的金融紧缩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欧美各国家庭消费升级进程的到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汽车等消费品需求与日俱增,而日本工业在此前“神武景气”中积累的技术优势和设备升级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日本赢得了许多海外订单。从日本通商产业省的统计数据看,1959 年日本制造业综合指数同比增长。26%,其中电气工业同比大增 72%,机械制造增长 44%,彻底打响了“日本制造”良好的国际名声。
1960 年日本内阁再次换届,池田勇人担任日本首相,并顺势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以 10 年为维度,计划将国民总收入翻番。在金融方面,日本政府深入执行“金融自由化”,外资自 1961 年开始大量流入日本。至 1961 年末,外国资本对日投资总额达到 25 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为 19 亿美元(包括约 8 亿美元的技术援助),政府投资约 6 亿美元。从各工业类别看,矿业、石油、机械和电信业等部门引进的外资较多。至 1970 年,日本国内经济收入和国民总收入成功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人均工资增长 65%,工业生产增长接近 200%,“贸易立国”和“金融自由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1967、1968 和 1969 年连续三年增长超过 20%(分别是 27%、27% 和 22%),同期出口增速也保持在 20% 以上。进入 1970 年代后,除 1975 和 1979 两个年份外,贸易增速每年仍在 20% 左右,而巅峰的 1974 年更是达到 50%。
日本于 1964 年加入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大力实施商品的国际化,将国内生产力向世界各国输出。其成果是显而易见的,1970 年代,日本的 GDP 增速除 1979 年的 8.4% 外,其余全部在 10% 以上,1973 年增速达到峰值,为 21.8%,遥遥领先同期的欧美各国。1978 年日本人均收入水平约为美国同期水平的 3/4,进入 1980 年代后,日本的人均经济实力更是空前接近美国。尽管日美经贸摩擦时有发生,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日本对外输出的工业品足够物美价廉,贸易政策和关税并不足以抵消“日本制造”的全面优势。在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和相应的经济地位后,日本开始谋求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试图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并与美国在经济领域争夺霸主地位。至少在 1980 年初,这一切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在经济层面达到甚至超越美国,借着世界经济逐步融合的东风,日本有望成为最先进的经济体。这似乎是当时日本人心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9.3.1.2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始末及其影响
在正式开始讲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始末前,我们需要厘清几个关键的概念,比如,什么是泡沫经济。我们所说的泡沫经济,指的是日本在 1980 年中后期至 1990 年代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异常波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日经指数从初期到巅峰时曾暴涨 3 倍多,妖股更是横行于世;土地价格同步涨超 300%,地价最高时日本仅东京都的住宅用地市值就达到同年日本 GDP 的 1.5 倍,地产价格膨胀速度前所未有。
这里就引出了“泡沫”的初步含义,即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未对应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或者又可以表示为“金融资产高通胀,实体经济低通胀”的经济形态。当然,泡沫之所以被称为泡沫,那是因为这些虚无缥缈的资产价格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价格到达谷底的一年内,日经指数暴跌超过 40%,东京都地价下跌 15.1%。至 1992 年中,日本股市共计蒸发了超过 300 万亿日元的市值,东京都土地市场损失了约 100 万亿日元的市值,日本居民的财富遭到了洗劫,日本彻底告别了高增长,陷入了漫长的“失去的二十年”。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还要从泡沫经济的本源一“泡沫”说起。
学术界对“泡沫”这个词的精确定义语焉不详,但大致的意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
(1)短时间内资产价格全面上涨,资产类别可以多种多样,但一定具有金融属性(可以作为抵押品)。
(2)资产价格的上涨完全来自估值拔高,资产本身带来的现金流,如房租、股息等并未明显增长。
(3)资产价格的涨幅超越了基本面,即价格增速大幅偏离经济增速。
无论在定义上如何有分歧,学术界一致认为,泡沫只有在破裂后才被叫作泡沫,在资产价格没有出现暴跌前,轻易地将某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定义为泡沫,是不合适的。因为资产价格反映的不仅仅是过去和现在的基本面,还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预期发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