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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生产在 1948 年已基本恢复元气,下一步就是要稳住发展局面并开始全面建设,而这一步同样面临一个堪称两难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稳定是复兴的前提,另一种观点则提出稳定要让位于复兴,扩大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当时的日本政府考虑再三后,决定采取折中的方案,即所谓的“中间稳定论”。但是事与愿违,一方面,此前的高通货膨胀率虽然初步得到了控制,但绝对水平仍然不低;另一方面,1948 年美国也遭遇了生产能力下滑的困扰,美国国内对于减少对日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时的日本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
为了使日本摆脱当时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的困境,美国政府采取直接指令的形式在 1948 年 12 月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的九项原则”,这九项原则分别是:①财政上必须采取平衡预算制:②税务征管方式和税率必须改变;③强化价格管制,优先稳定物价;④改进对外贸易政策;5 部分重工业要采取重点保障政策,原材料供应优先保障核心部门:③重要的原材料和工业品要全面国产化,增强自主供应能力:改善农产品征收制度和征收方式:⑧限制劳动力成本膨胀,控制工资增长幅度;9 管控信贷投放,禁止金融资源过度扩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提出的九项原则尽管具有较明显的针对性,但也较为抽象,在落地执行上存在一定困难。并且,这些原则过于强调保障工业生产,忽视了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这对扩大生产力并不是完全有利的。道奇路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纠偏和改良。
所谓“道奇路线”,是指由美国人约瑟夫·道奇(JosephDodge,1890 一 1964)根据此前“稳定日本经济的九项原则”所制订的具体执行计划。道奇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人民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认可度。在混乱的政治秩序和较低的社会认同度的环境下,经济是无法健康发展的。为此,在保持名义工资稳定的情况下,实际工资(购买力)必须得到增长,本质就是要求放开农产品管制和纺织品配额制度。只有轻工业获得了足够的利润积累,重工业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否则一切将是空中楼阁。道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生产力没有内生增长的持续动力。日本经济此前的大发展完全来自外部帮助(美援)和内部财政赤字的扩大,一旦这两个有任何一个不能保持平稳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将重新衰退。为此,必须提前进行金融紧缩,控制债务和通胀。
道奇路线的核心在于重建日本财税体系,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实行平衡预算制,控制政府债务的过度增长。当时日本政府由于前期对债务风险缺乏足够认识,1948 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达到 1500 亿日元的惊人水平。而在道奇路线指导下制订的 1949 年财政预算,不仅在当年就消除了政府过度举债问题,还实现了小幅盈余。当然,道奇设计的平衡预算制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政府节流的基础上,收入来源仍然是征收重税。1949 年日本国民宏观税负率几乎是 1946 年的两倍,这极大地压制了日本普通民众的购买力。1950 年,尽管宏观税负率有所下降,但整体水平仍然是战后的高位。同时,还应该注意到,道奇路线中的政府节流措施也是结构性的,对重工业生产的支持依然得到了保障,主要的支出削减方向是教育和文化等社会福利事业,这降低了日本民众生活的幸福感。此前在支持经济重启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复兴金融金库也被勒令停业,尽管这项措施成功控制了政府债务规模继续膨胀,但为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埋下了祸根一前期大企业获得了大量信贷资源,中小企业尚未能够参与国家金融支持计划便失去了复兴金融金库这一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与大企业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1949 年发生的另一个决定日本未来发展路径的重大事件,是汇率制度改革。具体来说,1949 年 4 月 25 日,日本政府根据美国此前为其制定的行动规划,将美元和日元的官方兑换价格定为 1:360,即 1 美元兑 360 日元。尽管在后世看来,固定汇率制度有诸多不足,甚至有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无疑还是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从国际贸易角度看,稳定的货币汇率为日本商品进入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也为日本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打开了大门,日本在若干年后得以通过“贸易立国”方针迎来大发展,基础正是在此刻打下的。
道奇路线还为日本制定了资金回流制度。简单来说,资金回流制度就是要求日本政府在获得美援物资后,在销售相应产品时,将获得的营业收入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冻结,限定被冻结的资金用途为偿债或投资重大项目。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资金回流制度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日本政府的债务杠杆率,与当代的去杠杆理论不谋而合,总体上对于促进日本经济平衡、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道奇路线的三大方针(平衡预算、固定汇率和资金回流),本质上来说是宏观意义上的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日本的通货膨胀直到道奇路线全面推行后,才真正意义上被遏制,代价是日本出现了一波中小企业破产潮和失业潮。据当时日媒的不完全估算,仅 1949 年一年,日本新增失业人数就接近百万人,其中被裁员的公务人员约 20 万人,民营企业裁员约 80 万人。道奇路线的另一个贡献是促使日本政府基本废除了价格统一制的管理思路,将价格机制全面引入日本的资源配置和贸易体系,自由市场在此期间初步建成。道奇路线本身是一项有利有的经济建设举措,虽然大部分政策都有利于当年的日本经济秩序重构,但紧缩政策下“茶杯中的风暴”对日本人民的生活形成较大的打击,日本的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而改变这一切的,是一场战争,即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按照美国的估计,当时的南朝鲜军队可以轻易战胜北朝鲜军队。然而战争初期形势便急转直下,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战前美国的预测。由于战事的日渐扩大,驻日美军的军需采购量大幅上升,其中纺织品和工业金属的需求更是一飞冲天。在 1950 年 6 月至 12 月这半年时间里,日本物价指数上涨 23%,其中生活资料指数上涨 11%,生产资料指数上涨 34%,后者中又以棉花和钢材的涨幅最大,钢材价格在 10 月末时较 6 月末上涨 100%,棉花棉纱及其制成品价格在 8 月末时较 6 月末更是暴涨 150%。
生产的高景气也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日本东证指数自 1950 年 7 月至 1951 年 7 月暴涨 50%,其间虽然因为联合部队的战事失利而短暂遭受打击,但很快便因为纷至沓来的新订单和高盈利而重新恢复上涨。尽管军需物资从长期看并非一项稳定的需求(因为任何现代化大规模战争均不可能持续太久,而小规模热战的军需物资量显然远不如前者),但带给日本军工企业的盈利却是极大的,订单范围也较历史上其他战争期间更大,从棉纺布料、麻袋到重型卡车、火炮、汽油弹等装备均由日本就地生产供应。此外,武器修理和通信保障也是一大笔收入,这对当时的日本无疑是及时甘霖。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事后的整理记录,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年内的军需订单合同的累计金额达到 3.3816 亿美元,并且全部以美元支付,这为日本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至 1953 年,军需合同的累计金额已达 13 亿美元,其中 11.170 亿美元以美元支付,剩余部分以日元支付,仅 1953 年一年通过军需订单支付流入日本的美元就占其外汇收入的 38%。同时,除军用物资外,随军前来日本的美国人,特别是大量的军人家属在日的消费也十分可观。据通商产业省的不完全统计,这部分消费开支约合 23 亿美元。
1953 年 7 月 27 日,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正式签署,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而掀起的景气狂潮,也暂告平息。从朝鲜战争爆发到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日本的大型公司。从日本经济安定总部的资料看,1951 年日本的资本积累为 1949 年的 4 倍,轻工业特别是棉纺工业的前十大企业利润平均增长 9~19 倍,钢铁、化工等行业均有类似的利润涨幅。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为日本带来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利好是其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原本在二战后作为战败国被解除了军事力量的日本,被美国重新允许建立武装力量并重新自供武器,而这距离二战结束还不满 10 年,间接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完全清除。不过,越过山顶后就是下坡路,沉浸在朝鲜战争带来的发展景气中的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还不知道,一场经济危机正在等待着他们。
自朝鲜战争中后期起,日本的棉纺织品价格和钢铁制品价格已经开始高位回落,但得益于源源不断的军需订单,工业产能仍然在上升,因此生产仍然维持着欣欣向荣的态势,尽管表面的繁荣下早已暗流涌动。潜在威胁之一就是日本工业生产高层在利润暴增期为了抢夺订单和市场份额,盲目地上项目和扩大产能,新设备投资和固定资产更新不断加速,甚至一度出现了部分行业产能同比扩大 50% 的奇观。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显然超出了下游的承接能力,库存开始缓慢爬升。然而,这在当时的日本工业高层和银行家看来,却是扩大再生产的良机:库存可以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融资意味着可以继续扩大生产,制造更多库存。产能大幅扩大的背后,是对工业品,特别是军需物资的需求只增不减的信心,毕竟许多人都认为,战事是最大的基本面。然而,过于一致的预期往往会将事物引导至完全相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