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епост из: 南国微雪|StatusSynchronized.
9.3 K 型社会的演化简史一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
9.3.1 日本——格差社会
东亚文化圈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核,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均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学术界将东亚各国称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的民族传统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有一定的同源性。其中,日本是东亚各国中最早实现全面工业化和最早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我国当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政策或多或少均能找到日本当年的影子,研究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兴衰以及造成日本社会 K 型分化的原因,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本章的这部分将梳理日本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以及总结造成日本社会 K 型分化的原因,力图将日本经济政策调整和社会改革中的得失一一呈现出来。
9.3.1.1 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从而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的战时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均告以结束。战争经济结束的代价是沉重且残酷的:日本全境陷入供应短缺的泥潭,日用必需消费品大量短缺,粮荒问题因为当年的水稻生产欢收和战局恶化导致的渔业萧条而被无限放大。通货膨胀的魅影也与短缺经济相伴:与二战初期相比,日本官方物价平均上涨 150%,地下经济的流通物价平均上涨 2900%,流通中的国库券金额激增 24 倍。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日本约 42% 的财富都在战争中被毁灭,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
战后的日本,唯一免遭巨额损失的,是军工类企业及相应的垄断性资本。数据显示,仅仅在 1945 年 8 月和 9 月两个月内,日本当局的军工复合体及其垄断资本,就从当时被称为“军需订货特别预算”和“复员津贴”两项国家财政预算中撰取了高达 340 亿日元的天量货币资金。这笔资金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大量的货币资金代表了偿债能力的保障,军工复合体企业得以继续从银行获得信贷资源,避免了因偿付能力不足而无法续贷导致的破产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战后经济修复早期,最具生命力的企业,是那些依靠侵吞国有资产从而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公司。当然,这些举动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军工复合体的这些举动,成为未来日本将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滥。战后初期,日本信贷资源的扭曲程度一度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日本银行业贷款总额近 50% 投向了军工类企业,其中“战前六大行”(第一、三井、三和、三菱、安田和住友银行)向军工类企业投放的贷款总量占其全部贷款总额的 90%。
一业兴的代价是百业废。随着美军完成对日本的进驻,相应的军需市场陆续受到管制直至完全废除,日本国民经济几乎完全陷入停滞。从日本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发布的生产指数看,1935 一 1937 年,剔除军工业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指数平均值为 100,受战争影响,该指数在 1945 年 7 月降到 12.8,8 月进一步下滑至 8.5,生产能力已不足此前的 10%。受负面影响最重的是钢铁行业,1945 年 10 月日本普钢产量约为 5000 吨,生产能力约合战前的 1.4%;11 月煤炭产量为 53 万吨,仅相当于战前水平的 14%。煤钢是近现代工业的基石,其产能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以上经济数据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日本经济结构失衡的严重程度,即当国民生产不包含军工业订单和供应后,其余部门的供需的衰弱度达到了历史性的极值,这样的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也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厚生劳动省估计,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当年 10 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日本失业人数达到了 1300 万人,燃料和粮食价格在 1946 年一季度环比上涨 100%~200%,北海道在 1946 年 5 月发生了 104 天无粮食主食分配的情况。失业并且生活困苦的民众产生了极度的不满,各地陆续发生了抗议政府的游行活动,其中名为“给我大米”的游行队伍一度冲进了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至 1946 年 12 月,日本基于各类诉求而自发组织形成的工会总数达到了 17613 个,参加人数达 441 万人。
转折点首先来自外部力量,即当时驻日美军的占领政策的大幅调整。客观地说,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初期,驻日美军对于社会秩序的修复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平息各地的示威行动和重建经济秩序。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调整,是为了增强其在二战后的全球霸权,日本是其在远东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自 1947 年伊始,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方针逐渐从原先的“全方位削弱日本”,转变为“强化战后日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并加以利用”。贯穿美国对日本的改造行动始末的,是三条纲领,即①军事上增强日本的实力,让日本成为美国牵制远东的重要力量;②政治上扩大日本的影响力,让日本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样板,影响他国政策,并成为美国泛亚政策的起始点和终点;③经济上打开日本国内市场,让日本承接美国商品的出口并接受美国投资,成为美国工业产能和资本溢出的接收方。
美国改造战后日本的初期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支柱,三基点”。两支柱就是日本的去军事化和民主化;三基点为清算财阀、农地确权和劳动再生。其去军事化就是全面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禁止日本制订军事武器生产计划;民主化则涉及政治体制和经济生产的方方面面,均需要对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清算财阀类似于现代的反垄断政策,具体表现在对日本大财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分拆,以及废止家族传承式经营方式;农地确权的原型是当年英国在联合国对日理事会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主要方式是政府出资收购原土地所有人的地产,分割产权后低价出售给农民,可以理解为日本版的“耕者有其地”:劳动再生则是基于美国“瓦格纳法案”制定的新劳动法,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基础上有序开展恢复性生产。这些对当时千疮百孔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正面意义的。
当然,“两支柱、三基点”作为整体,是美国改造日本密不可分、互相依存的政策体系,但其中清算财阀的意义对后世而言,显然更为重要。一个垄断程度被大幅削弱的竞争性市场,为日本日后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数据显示,日本战前的十大财阀在战后初期的资本总量仍然占据全国资本总量的 35.2%,其中前四大财阀更是控制了全日本 24.5% 的资本。对这些财团的清算,为日本市场经济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令日本的经济初步恢复了生机。
日本战后经济初步重回正轨,还得益于日本政府的一项产业政策,即“倾斜生产对策”。该产业政策的核心是,重点扶持重工业中的煤钢生产环节,通过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大发展,以点带面,恢复国民经济运行。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即日本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是简单而粗暴的,但简单往往也意味着高效:原始生产资料积累完全依靠外部的美国援助(铁矿、焦煤、原油等)和内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为了竭力扶持本国重工业的国际比较优势,从 1947 年 7 月起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
(1)依靠政府威权,强制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重构物价体系。在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后,日本全新的物价体系以 1800 日元的劳动者月工资为基准,工人的劳动性收入被大幅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人力成本。在基准工资的基础上,日本政府规定新政后的物价标准为战前的 64 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准工资仅为战前的 24 倍。日本政府通过降低劳动性收入和提高平均物价,以稀释日本民众财富为代价,控制了通胀趋势的蔓延。
(2)大幅提高税收,通过征收重税来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
(3)以官方强制性收储价格,用极低的成本从分到田地的农户手中购买农产品,以工农业产品的高额价差刺激工业发展。
当然,仅仅依靠价格体系变革,是不足以刺激工业,尤其是较为依赖原始资本推动的重工业快速发展的。日本当局在完成了清算旧有财团后,在金融资源上也采取了倾斜性政策,确保工业发展能及时获得所需资金。日本政府将产业扶持专项信贷资金命名为“复兴金融金库”,1947 年当年复兴金融金库对外提供的融资额为私人部门融资额的 200%,而专项资金对彼时日本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仅在 1947 至 1948 两年时间内,煤钢行业从复兴金融金库里就获得了高达 1259 亿日元的授信支持,煤炭、钢铁两大部门融资额占全工业部门融资总额的 40% 以上。
除信贷支持外,财政政策也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政府每年在国家预算中支出 850 亿以上的日元,以价格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参与工业生产的企业,这部分财政资金约占日本政府财政预算总额的 12%。
事实上,任何产业政策的成功,都离不开三大要素:稳定的物价环境(包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宽松的信贷支持和强有力的财政补贴。战后的日本政府也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倾斜生产对策”为后来日本重工业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部分日本历史学家也将这一揽子政策称为“起死回生的转折”。
产业政策的成效是显著的。首先,巨额的信贷资金使得重工业产业迅速扩张,同时因为通胀的消退具有时滞性,较高的通胀部分实现了债务货币化,起到了为企业债务减负的作用。自 1948 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