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價值變遷談青少年文化
廖炳惠 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學者往往以全球化作為思考起點,將台灣許多社會價值的變遷,放在這一個框架裡面討論,當然可以說是化零為整,有立竿見影之效,特別是台灣在各種貿易、財政、媒體、科技、教育、資訊方面,都已經達到相當全球化的地步。但是,台灣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從青少年選擇許多短暫的流行對象及其在意義賦予上的特殊結構來看,台灣的流行文化對於全球化其實有特別的光譜(spectrum)。在政治狀況過度曝光的狀況底下,年輕人對於抗爭、跑短線的文化有相當的理解。在政治親中或親日的風潮之下,台灣的哈日風和哈韓風其實有許多地理、歷史和政治的後殖民因素。然而,全球化的理論並不能直接描述意義的架構、賦予和選擇等舉動背後所暗藏的訊息。
從大處著眼看,全球化的資訊及商品的流動,不只讓國家、社群、鄰居、家庭的疆界打破,產生在質與量上的社會結構及文化價值轉變,而且也加劇了前所未有的資源不均之差距,尤其於市場、知識、風尚、科技暴力、恐怖攻擊所帶動的失衡,更是有其無法預期的政治、經濟、公衛、安全、生活方式等效應。
要瞭解目前台灣青少年文化之價值轉變,我們自然要以巨觀的角度去作比較與分析;事實上,早在一九五○年代,德國社會學家阿德諾(Theodor Adorno)便注意到電視及影像文化的國際化,特別是美國好萊塢的全球影響,深入各個客庭,父母親的地位因而被電視所取代,文化再生 產功能及父母的權威整個萎縮。現在,我們更清楚看到:青少年不僅以電視、電腦為資訊中心,而且遊戲(game)、網際網路成了他們成長的主要伙伴,家庭活動、公開球賽、歷史記憶、想像共同體的圖象,早已不足輕重。
四、五年級的臺灣中生代大都與在國小教室看剪報(國語日報)、在操場看少棒或玩躲避球的集體經驗,有紅葉隊、武俠小說、亞洲四小龍的歷史圖象在記憶深處;現在的七、八年級新生代則忙著上網找資料、標售、閒聊、遊戲,很少從事公共閱讀或運動,家庭、學校、精神或文化再生 產機構(以前是廟會,目前是電腦銀幕中的電玩人物)都起了質變,父母及教師之權威被知識經濟所取代,家庭親切之懇談改成了同儕的網際閒聊、知訊交換,而語言也不斷全球化,英文與中文破音混成,再加上台 灣話,連句法都洋逕濱,國家、社群想像更被跨國市場、旅遊、資訊、服務網所穿透、消弱,大家共同的記憶及其共識空間也不斷壓縮、擬相化(simulation),大多靠手機、影像傳遞方式,形成愈來愈多層的差距離、隔閡。
社會少掉了內聚及約束的力道,再加上台 灣近十五年來的族群政治鬥爭、官商勾結、立法亂象、失業嚴重,不斷造成政經及社會公義的錯亂。尤其在這十年內,教改的「多元入學」、「一綱多本」弄得小孩、家長、老師無以適從,不但缺乏漸進的秩序感,連方向感都已大致喪失。再加上我們的教育官員上午是一套,下午又是另一種說辭。教育部長不斷等待家長、專家的「指正」(或更明確說,「指責」、「漫罵」),而總統又從口袋中拿出新方案,怎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不精神錯亂,不去當「快閃」或「酷爽」族?在拼命抗壓之中,搞怪、作秀、胡亂、輕鬆一下?但是,十年來,如此的文化、教育、認同錯亂,一再將我們的社會力耗掉,眼看我們許多優秀學生及E世代變得從根本上並不快樂,他們沒好奇心、缺乏進取勁道,只想搶先流行或隨「機」起舞(機緣、手機、隨身機),不把情感、性愛、婚姻當一回事,我們確實不能光從「全球化」的觀點看問題。
最近有二則新聞報導相當令人錯愕,第一則是人力銀行在今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一日,針對三千二百四十五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大學生忙著打工。儘管這個數據不盡可信,但卻有其警示意涵,這些大學生表示開學之後就要開始打工,一方面是要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是因為有相當多比例的人負債,希望能夠藉此償還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卡所欠下的債務。大學生每週平均打工十九點一小時,超過每個禮拜上課十六堂的時數,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顯示他們早已社會化,而且對於金錢也有比較實際性的考量。他們常以日後的發展前途和投資管道這些考量,來選擇大學志願、斟酌選課方向,或分配他們的時間,這些情況都可以看出大學生重視實用的面向,比起十年前的狀況相當不一樣。
我記得一九八七年剛到清華大學 教書的時候,大學部的學生跟著我上莎士比亞,人類研究所的學生跟著我念詮釋學,只要我提到書裡的其中一部份供他們參考,他們通常都會將整本書或這位作者的其他著作從圖書館借出,甚至找我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十分具有求知慾。十五年後,我的研究所學生往往只閱讀規定的文章,而且對於無法真正理解的部份,他們常常會以「請老師補充」、「無法讀懂」的方式含糊帶過。他們對於時間的投入以及價值判斷的重點,顯然和十五年前我剛回國教書時,大學生對於資訊相當熱絡而又渴求的激情不同。
現在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往往花費時間在其他的娛樂活動上,比如四處旅行,或是透過手機、網站、伊媚兒等通訊設備聊天打屁,而不願意把時間放在抽象、系統、較不實用的理論思考上面。基礎研究對他們而言,並不是根本的需求,反而注重更加實用的面向。包括許多的社會現象也顯示出相同的狀況,從李遠哲到黃榮村,往往都把社會價值錯亂的情形,放入教育政策裡,比如說要建立LCD科系或者科學園區少了什麼專長,大學就要訓練這種專業,往往要把大學院校變成科技學院(technical college)的職技或專才訓練班,把外文系化為外語補習班。在台灣社會急劇的變化底下,我們再回頭看Cardinal Newman於十九世紀所講述的大學功用,真是令人覺得他所說的「大學發展通才能力,在每一題材上均充實而且絶佳」,早已是恐龍主張了。
第二則新聞報導提到,除了每週打工幾近二十個小時,超過每週上課十六個小時之外,更有百分之八點八六的大學生想到網咖工作,百分之七點五六的大學生想從事援交、夜店或特種行業等工作,比例遠超過想要從事家教、打零工或散發傳單等工作的人數。以七十萬大 學生作為基礎來考量,就是有幾近五萬名大學生願意從事援交的工作。當然,援交在許多面向上,並不一定是特種行業,也未必像記者所描述的,是「出賣靈肉」的工作。但是從清華大學 輻生所的案例來看,研究生在離開研究室之後,從事援交和網咖等活動確實是真有其事。在個人的價值觀念方面,這些大學生以購買禮物、現金交易、金卡、白金卡等作為易介,吸引男、女朋友,也稱得上是司空見慣。他們並非不讀書,但多是實用或近便取向,如大多只是旅遊、財訊、管理、政治方面的書籍。
在各種面向上都可以看出,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以前心中所假設的,喜歡從事社會公益運動,作一些非常浪漫、理想性探索的大學生相當不同。現在,具有這些觀念的大學生比例似乎不高(至少不引起媒體的興趣)。這是目前在從事全球化的思考、研究上,可以列入考慮的部份。但是,更多的部份是與台灣政治、經濟和家庭結構的急遽轉變有重大的關連。我在其他文章裡已經提過,台灣雖然可以用全球化的現象來描述目前的社會狀況,但是更好架構是「另類現代」(alternative modernities)。
二、台灣四種現代文化的累積與交錯
簡要地說明,我認為要了解台灣的流行文化,應該以另類現代的方式來思考,而非全球化。台灣在經過各種累積、不同層次的移民和殖民之後,推展出極端籠絡式和分贓式的政治文化,對於商業、消費行為和年輕人的流行文化,在賦予價值、意義、取向和意識形態上,都有跡可循,這些都是台灣另類現代的狀況。這四種現代性的情境(four modes of modernity)中,第一種情境是「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也就是二十世紀早期台灣知識份子在領受台灣的被殖民的經驗,以及嚮往祖國的經驗回到南京之後,所發現到了非中、非日的台灣的現代的那種另類經驗。
第二種情境是他們夢想的祖國所重新組構出來的「單一的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這種單一的現代性試圖回到大傳統中,將現代性定位為附屬於主流或者是某一個都會文化傳承下的啟蒙活動。最近在台灣,我們可以從《認識台灣》所經歷過的種種辯論中,可以看出統派人士常常以數典忘祖的方式來說認識台灣是一種親日的行為、文化上的失憶或遺忘症。這種大一統的觀點認為只有中國文化才是真正能夠引導台灣進入現代階段的見解,可說是一種單一的現代性。
第三種情境是台灣漂泊在另一個文化社會中,透過失土或在異地的這種經驗,所激發出來那種所謂的抗衡傳統及多元文化論述底下的資源,也就是所謂的「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在這種認定底下,現代性經常來自各種不同文化傳統,現代文化工作者以及社會人士可以從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擷取其資源得到滋潤,而能遊走於不同的傳統之間,得到多重的文化認同位置,採取比較模糊而多元的論述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臺灣早期受來漢人來台之前的南島文化和喜來雅族的文化的影響,乃至於經歷過多重的西班牙、荷蘭等國的侵略和片面的殖民,日本和國民黨來台的統治。在這種多元的殖民文化底下,台灣更進一步的吸收來自於美國的新殖民文化以及日本的技術跟通俗文化所帶來的另外一次衝擊,所以,台灣在環球文化上所吸收到的現代性,可以說是一種多元的現代性。
第四種情境是國家機器對於其異議份子所採取的「壓抑性的現代性」(repressive modernity),也就是透過官檢以及種種蔑視人權的方式,來壓抑其國民,以種族隔離或政治迫害的方式,讓其他的族群沒辦法以比較公平的方式去發展倖存之道(art of survival)。從日治時代,以至於蔣介石率領其部隊和文官,來到台灣形成國民黨政權,四○年代末期二二八事變,乃至於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一直到現在的新台灣人論述,都是某種形式用官方的語言和正統歷史的方式,形成某一種壓抑性的現代性。
廖炳惠 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學者往往以全球化作為思考起點,將台灣許多社會價值的變遷,放在這一個框架裡面討論,當然可以說是化零為整,有立竿見影之效,特別是台灣在各種貿易、財政、媒體、科技、教育、資訊方面,都已經達到相當全球化的地步。但是,台灣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從青少年選擇許多短暫的流行對象及其在意義賦予上的特殊結構來看,台灣的流行文化對於全球化其實有特別的光譜(spectrum)。在政治狀況過度曝光的狀況底下,年輕人對於抗爭、跑短線的文化有相當的理解。在政治親中或親日的風潮之下,台灣的哈日風和哈韓風其實有許多地理、歷史和政治的後殖民因素。然而,全球化的理論並不能直接描述意義的架構、賦予和選擇等舉動背後所暗藏的訊息。
從大處著眼看,全球化的資訊及商品的流動,不只讓國家、社群、鄰居、家庭的疆界打破,產生在質與量上的社會結構及文化價值轉變,而且也加劇了前所未有的資源不均之差距,尤其於市場、知識、風尚、科技暴力、恐怖攻擊所帶動的失衡,更是有其無法預期的政治、經濟、公衛、安全、生活方式等效應。
要瞭解目前台灣青少年文化之價值轉變,我們自然要以巨觀的角度去作比較與分析;事實上,早在一九五○年代,德國社會學家阿德諾(Theodor Adorno)便注意到電視及影像文化的國際化,特別是美國好萊塢的全球影響,深入各個客庭,父母親的地位因而被電視所取代,文化再生 產功能及父母的權威整個萎縮。現在,我們更清楚看到:青少年不僅以電視、電腦為資訊中心,而且遊戲(game)、網際網路成了他們成長的主要伙伴,家庭活動、公開球賽、歷史記憶、想像共同體的圖象,早已不足輕重。
四、五年級的臺灣中生代大都與在國小教室看剪報(國語日報)、在操場看少棒或玩躲避球的集體經驗,有紅葉隊、武俠小說、亞洲四小龍的歷史圖象在記憶深處;現在的七、八年級新生代則忙著上網找資料、標售、閒聊、遊戲,很少從事公共閱讀或運動,家庭、學校、精神或文化再生 產機構(以前是廟會,目前是電腦銀幕中的電玩人物)都起了質變,父母及教師之權威被知識經濟所取代,家庭親切之懇談改成了同儕的網際閒聊、知訊交換,而語言也不斷全球化,英文與中文破音混成,再加上台 灣話,連句法都洋逕濱,國家、社群想像更被跨國市場、旅遊、資訊、服務網所穿透、消弱,大家共同的記憶及其共識空間也不斷壓縮、擬相化(simulation),大多靠手機、影像傳遞方式,形成愈來愈多層的差距離、隔閡。
社會少掉了內聚及約束的力道,再加上台 灣近十五年來的族群政治鬥爭、官商勾結、立法亂象、失業嚴重,不斷造成政經及社會公義的錯亂。尤其在這十年內,教改的「多元入學」、「一綱多本」弄得小孩、家長、老師無以適從,不但缺乏漸進的秩序感,連方向感都已大致喪失。再加上我們的教育官員上午是一套,下午又是另一種說辭。教育部長不斷等待家長、專家的「指正」(或更明確說,「指責」、「漫罵」),而總統又從口袋中拿出新方案,怎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不精神錯亂,不去當「快閃」或「酷爽」族?在拼命抗壓之中,搞怪、作秀、胡亂、輕鬆一下?但是,十年來,如此的文化、教育、認同錯亂,一再將我們的社會力耗掉,眼看我們許多優秀學生及E世代變得從根本上並不快樂,他們沒好奇心、缺乏進取勁道,只想搶先流行或隨「機」起舞(機緣、手機、隨身機),不把情感、性愛、婚姻當一回事,我們確實不能光從「全球化」的觀點看問題。
最近有二則新聞報導相當令人錯愕,第一則是人力銀行在今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一日,針對三千二百四十五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大學生忙著打工。儘管這個數據不盡可信,但卻有其警示意涵,這些大學生表示開學之後就要開始打工,一方面是要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是因為有相當多比例的人負債,希望能夠藉此償還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卡所欠下的債務。大學生每週平均打工十九點一小時,超過每個禮拜上課十六堂的時數,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顯示他們早已社會化,而且對於金錢也有比較實際性的考量。他們常以日後的發展前途和投資管道這些考量,來選擇大學志願、斟酌選課方向,或分配他們的時間,這些情況都可以看出大學生重視實用的面向,比起十年前的狀況相當不一樣。
我記得一九八七年剛到清華大學 教書的時候,大學部的學生跟著我上莎士比亞,人類研究所的學生跟著我念詮釋學,只要我提到書裡的其中一部份供他們參考,他們通常都會將整本書或這位作者的其他著作從圖書館借出,甚至找我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十分具有求知慾。十五年後,我的研究所學生往往只閱讀規定的文章,而且對於無法真正理解的部份,他們常常會以「請老師補充」、「無法讀懂」的方式含糊帶過。他們對於時間的投入以及價值判斷的重點,顯然和十五年前我剛回國教書時,大學生對於資訊相當熱絡而又渴求的激情不同。
現在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往往花費時間在其他的娛樂活動上,比如四處旅行,或是透過手機、網站、伊媚兒等通訊設備聊天打屁,而不願意把時間放在抽象、系統、較不實用的理論思考上面。基礎研究對他們而言,並不是根本的需求,反而注重更加實用的面向。包括許多的社會現象也顯示出相同的狀況,從李遠哲到黃榮村,往往都把社會價值錯亂的情形,放入教育政策裡,比如說要建立LCD科系或者科學園區少了什麼專長,大學就要訓練這種專業,往往要把大學院校變成科技學院(technical college)的職技或專才訓練班,把外文系化為外語補習班。在台灣社會急劇的變化底下,我們再回頭看Cardinal Newman於十九世紀所講述的大學功用,真是令人覺得他所說的「大學發展通才能力,在每一題材上均充實而且絶佳」,早已是恐龍主張了。
第二則新聞報導提到,除了每週打工幾近二十個小時,超過每週上課十六個小時之外,更有百分之八點八六的大學生想到網咖工作,百分之七點五六的大學生想從事援交、夜店或特種行業等工作,比例遠超過想要從事家教、打零工或散發傳單等工作的人數。以七十萬大 學生作為基礎來考量,就是有幾近五萬名大學生願意從事援交的工作。當然,援交在許多面向上,並不一定是特種行業,也未必像記者所描述的,是「出賣靈肉」的工作。但是從清華大學 輻生所的案例來看,研究生在離開研究室之後,從事援交和網咖等活動確實是真有其事。在個人的價值觀念方面,這些大學生以購買禮物、現金交易、金卡、白金卡等作為易介,吸引男、女朋友,也稱得上是司空見慣。他們並非不讀書,但多是實用或近便取向,如大多只是旅遊、財訊、管理、政治方面的書籍。
在各種面向上都可以看出,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以前心中所假設的,喜歡從事社會公益運動,作一些非常浪漫、理想性探索的大學生相當不同。現在,具有這些觀念的大學生比例似乎不高(至少不引起媒體的興趣)。這是目前在從事全球化的思考、研究上,可以列入考慮的部份。但是,更多的部份是與台灣政治、經濟和家庭結構的急遽轉變有重大的關連。我在其他文章裡已經提過,台灣雖然可以用全球化的現象來描述目前的社會狀況,但是更好架構是「另類現代」(alternative modernities)。
二、台灣四種現代文化的累積與交錯
簡要地說明,我認為要了解台灣的流行文化,應該以另類現代的方式來思考,而非全球化。台灣在經過各種累積、不同層次的移民和殖民之後,推展出極端籠絡式和分贓式的政治文化,對於商業、消費行為和年輕人的流行文化,在賦予價值、意義、取向和意識形態上,都有跡可循,這些都是台灣另類現代的狀況。這四種現代性的情境(four modes of modernity)中,第一種情境是「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也就是二十世紀早期台灣知識份子在領受台灣的被殖民的經驗,以及嚮往祖國的經驗回到南京之後,所發現到了非中、非日的台灣的現代的那種另類經驗。
第二種情境是他們夢想的祖國所重新組構出來的「單一的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這種單一的現代性試圖回到大傳統中,將現代性定位為附屬於主流或者是某一個都會文化傳承下的啟蒙活動。最近在台灣,我們可以從《認識台灣》所經歷過的種種辯論中,可以看出統派人士常常以數典忘祖的方式來說認識台灣是一種親日的行為、文化上的失憶或遺忘症。這種大一統的觀點認為只有中國文化才是真正能夠引導台灣進入現代階段的見解,可說是一種單一的現代性。
第三種情境是台灣漂泊在另一個文化社會中,透過失土或在異地的這種經驗,所激發出來那種所謂的抗衡傳統及多元文化論述底下的資源,也就是所謂的「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在這種認定底下,現代性經常來自各種不同文化傳統,現代文化工作者以及社會人士可以從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擷取其資源得到滋潤,而能遊走於不同的傳統之間,得到多重的文化認同位置,採取比較模糊而多元的論述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臺灣早期受來漢人來台之前的南島文化和喜來雅族的文化的影響,乃至於經歷過多重的西班牙、荷蘭等國的侵略和片面的殖民,日本和國民黨來台的統治。在這種多元的殖民文化底下,台灣更進一步的吸收來自於美國的新殖民文化以及日本的技術跟通俗文化所帶來的另外一次衝擊,所以,台灣在環球文化上所吸收到的現代性,可以說是一種多元的現代性。
第四種情境是國家機器對於其異議份子所採取的「壓抑性的現代性」(repressive modernity),也就是透過官檢以及種種蔑視人權的方式,來壓抑其國民,以種族隔離或政治迫害的方式,讓其他的族群沒辦法以比較公平的方式去發展倖存之道(art of survival)。從日治時代,以至於蔣介石率領其部隊和文官,來到台灣形成國民黨政權,四○年代末期二二八事變,乃至於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一直到現在的新台灣人論述,都是某種形式用官方的語言和正統歷史的方式,形成某一種壓抑性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