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出現了很多書信體文學，理查森的『克拉麗莎』和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都是這種書信體的代表作，而在法國最知名的就是盧梭的『新愛洛伊斯』、拉克洛的『危險關係』以及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
但盧梭和孟德斯鳩都不夠純粹，最具趣味性的還是拉克洛的『危險關係』。
我很喜歡侯爵夫人的口吻：「我只是一個女人，但我用一個又一個話題，竟使她激動到那種程度。」
狄德羅寫的『修女』也是這樣，結尾蘇珊的自述：「我是一個女人，也許有點兒撒嬌，對此我自己怎麼知道呢？但這樣是很自然的，並沒有什麼矯揉造作的地方。」
這些狡猾的口吻，不知道的還以為是馬里沃寫的瑪麗安娜，坦率，帶一點輕佻和嬌媚。
這本書於一七八四年在倫敦出版譯本時，《每月書評》發了一段警告：「托詞“教育”是對讀者大眾的理解力的一種侮辱，因為該部作品本身是對大家所應遵守的各項禮儀和道德規範的粗暴大膽的踐踏。勾引異性、密謀策劃，這些隱秘的罪行如此肆無忌憚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它們的性質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因此要是一個人為書中所敘述的災禍而受到“教育”，那就會有一千個人會因為書中的故事情節而墮落。」
這種批評顯然有一定道理，但要是把拉克洛和薩德侯爵相提並論，說他的作品危害了一整個世紀的道德觀，那就未免太不公道了。
薩德在今天似乎已經成了一個“偉大”的隱喻，我想更準確來說是一種譫妄的想像，可無論再怎麼給這些癲狂、色情的東西加上一層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意義的詮釋，薩德的文本依舊不堪入目。這點拉克洛和薩德侯爵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