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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横空出世，美中AI竞争会迎来根本性改变吗？

2025年1月28日 08:27

文灏 许宁

中国科技公司深度求索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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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一家一度默默无名的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低成本硬件开发出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DeepSeek在性能上和美国最领先的AI模型旗鼓相当，这在过去几天里震撼了西方科技界。专家告诉美国之音，DeepSeek的成功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并非预料之中的那么有效，但华盛顿不太可能仅仅因此就从根本上更改这一政策。另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DeepSeek对敏感议题审查严格，以及西方对数据安全的担忧，这都可能会让该AI模型走向国际市场面临阻力。

横空出世的DeepSeek

DeepSeek是中国科技公司幻方量化旗下的子公司深度求索打造的一系列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尽管深度求索2023年7月才成立，但其在AI领域的发展迅速。

2024年12月，深度求索发布了开源模型DeepSeek-V3, 不少测评称该模型的成绩不输美国人工智能工作室OpenAI的GPT-4o等西方公司的类似闭源模型。

1月20日，深度求索又发布了专门适用于数学、编码和逻辑等任务的DeepSeek-R1。

根据深度求索发布的数据，DeepSeek的训练使用的是英伟达的H800型GPU，开发耗资仅不到558万美元，远低于其西方竞争对手的投入。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H800是英伟达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发售的性能较低的芯片。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助理研究员卢比·斯坎伦(Ruby Scanlon)对美国之音解释说，DeepSeek之所以可以用较低端的硬件和成本打造出一流的产品，其秘诀之一是模型蒸馏(Modell Distillation)。

她说，假设一个模型中有5%是在从事整个模型里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你将所有计算能力和训练资源集中在模型中最有用的那5%上-- 这就是模型蒸馏的原理--那么你可以真正专注于最关键的部分，从而得到更好的答案。”

面对DeepSeek的成功，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星期一在X平台发表声明说：“DeepSeek R1 表明，人工智能竞赛将非常激烈，特朗普总统废除拜登行政命令的做法是正确的，该行政令没有询问中国是否会这样做(显然不会)。这会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我对美国有信心，但我们不能自满。”

拜登2023年10月签署了“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行政命令”，关注AI系统和产品的安全、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滥用行为，要求开发先进AI系统的公司对产品进行严格的安全测试。特朗普上任第一天推翻了拜登AI行政令，放松对AI的监管。

硅谷和华尔街反应激烈

硅谷著名投资家、前软件工程师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他的X账号上赞叹道：“Deepseek R1 是我见过的最惊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之一--作为开源项目，它是一份献给世界的深厚礼物。”

截至1月27日，DeepSeek的应用程序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的苹果商店登上了免费应用榜榜首。

“这是美中科技战及更广泛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加拿大咨询公司地缘政治商业(The Geopolitical Business)的创始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Abishur Prakash)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一家在西方几乎默默无闻的中国公司能够以远低于西方公司的成本，打造出如此先进、复杂的面向大众市场的人工智能系统。”

星期一(1月27日)收盘时，英伟达在美国的股价大幅度下跌近17%，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创下美股单日市值损失的历史记录。

“我认为硅谷和华尔街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研究所(Mercatus Institute)研究员迪安·鲍尔(Dean W. Ball)告诉美国之音。不过，他指出，DeepSeek-R1的问世“表明美中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持续激烈，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一点”。

激烈讨论：美制裁是否有效？

在美国，科技界专家和社媒用户讨论起了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的有效性和正当性。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 Group)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合伙人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对美国之音表示，DeepSeek通过优化并非顶尖的GPU训练出顶尖水平的模型，表明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来“将出口管制的重点放在最先进的硬件和模型上可能是错置的”。

虽然DeepSeek引发了对于美国对中国芯片禁令的讨论，但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斯坎伦并不认为这会迫使华盛顿在政策上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将先进芯片技术限制出口到中国是美国用来扩大美国前沿技术与中国前沿技术之间差距的一种手段，” 她说。“而且这种做法对美国来说成本并不高，因此没有真正的理由放弃这一政策。”

DeepSeek在西方的爆红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热议。当地时间1月27日晚，关键词DeepSeek登上了微博热搜话题排行榜的前端。用户们纷纷表示这意味着美国的制裁失败了。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特约时评人、前主编胡锡进称DeepSeek“一鸣惊人，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在颠覆人们的许多认知，也带来许多‘深度思考’。”

他在微博上写道，DeepSeek的成功“充分说明美国的芯片制裁确实制造了中国的困难，但也确实挡不住中国进步的路。”

“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中国，势必是AI时代的主角之一，谁都休想将我们边缘化，” 他表示。

DeepSeek审查依然严格

虽然DeepSeek是少数冲出国门的中国AI模型，但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DeepSeek在遇到敏感问题时，依然展现出了严格的自我审查。

DeepSeek拒绝回答“中国领导人是谁”或者“习近平是谁”这样的问题，称“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并建议更换话题。

在被问到总统(President)是谁时，DeepSeek回答称是拜登。（DeepSeek的数据库只更新至2024年7月，因此并不知道后来特朗普的当选。）但当紧接着被问到中国国家主席(President of China)是谁时，DeepSeek则表示无法回答。

而当美国之音询问台湾总是是谁时，DeepSeek回答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台湾总统”是一个不存在的职位。

在部分敏感问题上，用英文提问和中文提问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美国之音询问了DeepSeek 2022年11月底发生在中国多个城市对新冠管控措施的抗议。在英文对话中，DeepSeek直白地叙述了抗议的发生和原因。

“公众因这些措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对其效果和执行情况的担忧，感到愈发不满，” DeepSeek回答说。

而当美国之音用中文询问同样的问题时，却被告知：“2022年11月末，中国各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拿大咨询公司的普拉卡什认为，DeepSeek因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而对自己的模型进行的审查并推广北京认可的叙事,这可能会让该AI模型走向国际市场面临阻力。

他说，由于不同国家的用户在使用DeepSeek时都可能触及各自国情下的有争议话题，“这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而是全球范围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种系统内嵌了何种审查机制，以及这将如何激怒世界各国。”

数据安全引发担忧

DeepSeek的数据安全也引起了担忧。在其网站上，DeepSeek的隐私政策表示，注册的用户的所有数据都将储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安全的服务器”当中。

这些被收集的数据包括用户主动提供的基本信息，例如生日、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密码等。用户在与DeepSeek互动时输入的文字、声音、上传的文件、对话历史等也都可能被收集。

另外，DeepSeek也收集并储存用户使用的仪器的型号、操作系统、打字规律(keystroke pattern)和韵律、IP地址

DeepSeek的隐私政策称，如果为了“服从可适用的法律、法律程序或政府要求”，公司收集的这些数据可能会被分享给政府。

美国政府一直尝试停止北京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此前，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法案，要求母公司在中国的TikTok向美国公司出售或被下架。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应该引起每一位美国人的深切关注，” 美国前国务卿迈克·彭佩奥(Mike Pompeo)在X上写道，“你提供给像 DeepSeek 这样的中国公司拥有的应用程序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交给中国共产党。”

美国的科技公司同样收集这些数据，这也是美国不少学者和专家认为需要更多监管的一个领域。不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行政总裁裴伦德（Luke de Pulford）在X上指出，这两者间有很大的区别。

“这与自由世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区别在于，在法治国家，你可以维护自己的数据权利。而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他的帖文写道。

踩在西方AI发展的肩上，未来尚不可知

深度求索虽然规模不大且成立才不到两年，但已经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视。1月20日，深度求索的创始人梁文锋参加了由中国总理李强展开的一场座谈会。当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梁文锋坐在会议中的画面。

过去几天里，中国媒体将报道的重点之一放在了深度求索团队的中国背景。创始人梁文锋毕业于浙江大学，没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他的公司里的大多数人也都是普通的应届毕业生。

在2023年深度求索刚成立时，梁文锋对媒体表示：“如果追求短期⽬标，找现成有经验的⼈是对的。但如果看⻓远，经验就没那么重要，基础能⼒、创造性、热爱等更重要。从这个⻆度看，国内合适的候选⼈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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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在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了惊人的低成本AI模型后，美国科技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英伟达（Nvidia）暴跌15%。 DeepSeek产品的性能被认为可以匹敌全球头部竞争对手，而成本却仅为其一小部分，这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在AI领域竞争力的担忧。 DeepSeek应用程式已经超越ChatGPT等竞争对手，成为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免费应用。

戈扬几年前眼睛动了白内障手术，近年又因青光眼视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恶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并摸索着用计算机写回忆录《风雨苍茫》。她用回忆录细说前尘往事，叙述她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晚年却承受理想幻灭之苦，命运弄人，最后成为年轻时代要打倒的「美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她进入回忆的国度，在回忆的时光中度日。但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她身体每况愈下，回忆录还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来美国，没有对美国作过什么贡献，可是，「美国对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脏病入院动手术的费用，若在大陆可不得了，但在美国，她不用花一毛钱。出院后回到家中，还有护理员全天上门照顾，充分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许多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流亡到美国后，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扬每个月基本靠几百美元养老救济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兴兴的。

戈扬说：「我自己觉得，到美国后，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这份自由。这里没有人跟踪我，没有人窃听，没有人包围自己，这就很好了。我居住条件差，但说老实话，在中国的精神压力，要比这里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独裁，跟我隔得很远。」

光靠几百美元一个月的救济金，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比较高消费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适确不容易。但是，戈扬却这样甘之如饴生活了十多年。她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已跟共产党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来共产党所说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专制独裁，不平等，我怎么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国流亡期间，最初戈扬仍保持中国公民身分，一度被拒发养老金，戈扬后来干脆入了美国籍，这样继续领养老金就没有问题了。戈扬在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没有想到活到这么大的一把年纪，还要在国外流浪，更没有想到为养老金的问题，要加入美国籍。

像戈扬、刘宾雁这样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识菁英，谁能体会他们孤独、痛苦和飘零的感受。戈扬与「五四」运动一起，参与缔造了新中国的诞生，还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尧如等前辈，他们把一生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到了老年，却不能摆脱被放逐的命运，客死异乡。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戈扬前几年还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国大陆，但踏入2004年以来，尤其是近段时间，身体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东西，听力也在逐渐消失，已有老人痴呆的迹象，最近数度进出医院，身边的人都在暗暗为她担心。

司马璐以前常常喜欢外出，由于照顾老伴精神压力过大，今年以来健康状况差了不少，去年他还龙马精神海鹤姿，现在走路步履蹒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购物、看医生，他终日陪伴在戈扬身边。一向女强人作风的戈扬，自健康状况恶化后，心灵变得特别脆弱，极度缺乏安全感，经常担心有那一天醒过来失去司马璐。司马璐只好一再承诺与她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司马璐谦称，他的思想境界没有戈扬高，看问题也不如戈扬有深度，但他的脾气没有戈扬大，在他眼中看来，戈扬什么都好，就是「爱发脾气」。

戈扬说，司马璐是私生子，母亲生下他就自杀了，「他与生俱来有忧郁症」，而戈扬天生说话大嗓门，有脾气就发，发了就忘了。司马璐每次在戈扬冲着他发脾气后，则一声不响生闷气，戈扬最初并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么变成了闷葫芦」，相处日久，才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情，以后再碰到司马璐不吱声，戈扬就会恍然大悟，「坏了，我又说错话了。」

人老了有时性格脾气都跟小孩子无异。老太太有时那里不舒服了，也会使点小性子，年纪一大把了，还会「吃醋」。司马璐有时外出时间长了点，她除了担心「马先生」(戈扬对司马璐的昵称)的安全，还会怀疑他去找那个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时司马璐气她「无理取闹」，会跟戈扬的女儿小米或我诉苦。我们都安慰他，她是个病人，您就多担待点，把她当病人好了。

司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个病人有什么好计较的。他说，自从戈扬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出现问题后，有时觉得自己「挺委屈受气的」，但每每念及戈扬从前对他的种种好处，一会儿气就消了。

＊同为天涯沦落人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天涯沦落人」。1990年，他住在纽约布碌仑，戈扬住处离他不远。他大病一场，戈扬在病榻前悉心照顾他直到病愈，由于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会不被承认，加上自幼失怙，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戈扬在他病中送来温暖及情谊，令他特别感动，当时他就在内心暗暗发誓，以后有一天要好好照顾戈扬。他们在布碌仑一住七年，1996年，他们在纽约法拉盛一处合作公寓合购一单位共赋「同居」，互相照顾扶持。

司马璐说：「我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别人对我好一点点，我永远铭记在心。对戈扬更是如此，无论她的健康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要尽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有情有义，善始善终。」

戈扬在《曼哈顿》一诗中，记载了两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入冬小住曼哈顿，怪事奇谈处处闻；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司马璐也和诗一首：「海安青梅竹马，重庆异床同梦，纽约历经考验，从此长相厮守。」

他们两人本来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为何迟至2002年才兴起结婚念头？这要从戈扬2000年3月心脏病突发、险死还生讲起。戈扬后来在香港《动向》半月刊发表《我死过一次》一文，记叙了她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经过。

2000年戈扬84岁，半夜突觉心疼，「只觉得有一种要死的感觉」，经检查是心脏两条相邻的血管栓塞，医生当机立断给她做手术。

戈扬与胡耀邦同年，她说：「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样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岁，我生病时八十四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儿。胡耀邦十一年前没有活过来，我却活过来了。我因这次『死而复生』深深体会到，给病人动手术与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当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认人有『生』的权利，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当然还要有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其服务。我有幸在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活了。」

戈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4月13日入院动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五天，她转到性质类似老人疗养院的「护士之家」复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与小儿艾雷买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鲜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车上对她说：「您应当写篇文章，把两个月来从发病、手术到康复的心得体会告诉大家。」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来。

但戈扬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的是，临推入手术室前，她担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个「未了心愿」，她郑重其事作为「遗言」说了出来：「我和马先生就算结婚了。」戈扬守候在旁的儿子小胡赶紧安慰她：「我当证婚人。」

戈扬康复后，一度觉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一回是司马璐身体不适入院检查，对方要家属签字，司马璐半天作声不得，他与前妻早已离异，唯一的女儿是抱养的，不在身边，戈扬在一边「嚷嚷」：「我们结婚吧。」司马璐如释重负：「我的太太是戈扬。」

＊一对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扬与司马璐在纽约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特别婚礼，一对「新人」从此正式结为老伴，两人喜极而泣，场面感人。他们的婚事，由纽约华人女律师潘绮玲一手操办，鉴于两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龄，纽约知名女法官麦曼纽斯(MargaretMcManus)，特别为他们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简单隆重的婚礼。

老俩口在两岸三地知名度颇高，但在准备结婚前相当低调，保密功夫十足。当天的婚礼，除了由陈健华、潘绮玲律师夫妇及其助理陪同，并邀请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顾问马大任和我担任男女方的证婚人，再没有邀请任何人。此前几天，我接到马伯伯(司马璐)来电，他说戈扬不把我当记者，视我为女儿，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签字证婚，并叮嘱我要保密。

大喜日当天上午，碰巧他们在台湾的好友陈宏正抵纽约，要约他们中午餐叙，司马璐只好吐露实情说正要出门办理结婚手续。陈宏正立刻表示要赶来法院观礼，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担任证婚人，主动「退位让贤」。作为男方证婚人的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诗」，以「恭贺马义兄戈扬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诗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东西，老天不负有心人，璧合一对老夫妻。」

两人在结婚宣誓时，别开生面宣读了他们共同起草的「结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们相识了七十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
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姓名。

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们做过同一个梦，今天我们还做着同一个梦。


（本文写于2005年5月；刊于2009年3月号《前哨》月刊，並收錄在《不死的流亡者》一書中）

＊爱在心间难开口
镇江是司马璐一生最早接触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与戈扬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在少年情怀总是诗的年代，戈扬与司马璐在镇江一起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戈扬是这一时期的活跃分子。司马璐回忆，年青时的戈扬非常漂亮，喜欢穿一袭红衣。司马璐比戈扬小三岁，但就像他的「偶像」贾宝玉那样，早熟多情，对戈扬情有独锺，但却爱在心间难开口。那个「红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可是，那时追求戈扬的人太多了，我怎么排队都轮不到。」而且在「红衣少女」眼中，那时的司马璐，只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其时司马璐被共产党安排在苏北海安文化馆任职，是镇上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扬家中「通风报信」。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国仇家恨，他们一起搞黑板报，又邀请当地出身前清举人的绅士韩国钧的女儿韩柳闲，组织一个抗日剧团，藉演出宣传抗日，正在排演期间，司马璐奉命急赴上海，与戈扬不辞而别。此后，他「进入一个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时代」。

戈扬后来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旧事时谈到：「七七抗战开始，小马义到我家里说『芦沟桥打起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贴墙报（也就是日后的大字报）。我奇怪，马义当时的消息为什么那么灵通？我又奇怪，马义为什么又突然失踪，在海安消失了呢？」

这个谜团后来终于揭晓，司马璐给戈扬看了一份中共党内的内部材料，戈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马义入党的时间比我还早呀！」司马璐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突击入党」，他得意地说：「我那时真是小小年纪，一颗红心，神出鬼没。」

原来，他从海安「突然消失」后，到了上海。「七七事变」，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在华北激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抗战全面展开，当时中共的政治口号是：发动群众保卫大上海；而内部传达是：国民党政府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十月底，大场失守，大上海保卫战接近尾声，在撤退期间，中共给司马璐的指示是「立即准备到延安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司马璐义无反顾到了延安。

戈扬后来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马璐与她分别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手下工作。1938年，年仅19岁的司马璐出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主任。翌年再出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该单位后来和延安「新中华报」及「每日新闻」三个单位合并，改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马璐被派往四川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担任地下工作，与戈扬一度在重庆不期而遇。当时的「红衣少女」戈扬，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领导人器重。由于那时两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都在准备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所以见面时碍于革命纪律，对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

＊觉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变」，司马璐历经种种一言难尽的政治打击，被派到白区（当时中共对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区，一律称为「白区」）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艰苦的「革命考验」。当时他一片丹心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强忍内心痛苦，不动摇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汤蹈火，全力以赴执行「党给我的任务」，但他的积极表现和牺牲精神，招致更多打击。

他逐渐发现，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逃得过被整肃的命运。他耳闻目睹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一生中都有几上几落的纪录，「被整时未死的，再整人时绝不手软。不管冤假错，先下手为强」。他与中共领导人由于感情纠葛，从情敌被打成政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派他深入敌区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验」。其后又派他往浙西，「当时我的处境危机四伏，惊心动魄，分分秒秒与死神共舞、目睹多少为理想奋斗不息的青年人，死于中共党内斗争」。

司马璐心灰意懒，他与中共的关系，从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到怀疑否定，到感受压力乃至产生恐惧感再到脱逃。最后，他从亲身经历的党内斗争中，大彻大悟，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弃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产党的「逃兵」，毅然脱离中共。不过，他对自己过去参加及退出共产党的历史，无悔无怨。

在中共建立政权前夕，政治嗅觉灵敏的司马璐从上海逃往香港，从零开始，披荆斩棘开创新天地，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共党史专家。他靠卖文为生，并与一群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作家组织「自由作家联谊会」，时常举办各种活动，非常活跃。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一书，记述他从十二岁到三十岁（1931至1949年）接触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经历。此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共销约十万余册，并译成数国文字，他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和稿费，成了「小康」。

司马璐在香港前后一共出版过约20本各类书籍，视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12册及《翟秋白传》等。

1958年司马璐在香港创办《展望》杂志，至1983年底移民美国才停刊，历时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长命」刊物。移民美国后，他在纽约主编《探索》杂志，长达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个人在思想与政治上，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开始觉悟到，解决中国问题，仍然需要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民主主义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中国繁荣进步。

司马璐在八十岁生日时，完成《红楼梦与中国政治》一书，接着决定执笔撰写他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亲历这大时代大转变的过程，绝大多数与他同辈的人都已逝去，他传奇的一生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令此书颇有看头。

他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忠实的写出我的记录，作为历史的见证。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须有梦，我走进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梦，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我走过来了。…..从演员变为观众，写回忆录，一乐耳」。

＊数十年生死两茫茫
回头再说司马璐与戈扬各奔前程后，自此天各一方，数十年生死两茫茫，但对方的音容笑貌不时仍在彼此的心头掠过。司马璐在戈扬的记忆中，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小马义」；而戈扬「红衣少女」的形象，则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

戈扬早在1930年代就仰慕共产党，向往「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天」，这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共识。1941年，戈扬参加新四军，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忆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当然是不合实际的理想，例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那时的共产党也是正义的，要求抗日也是爱国的。我们青年人就在这样一股热潮中参加了共产党。」

解放后，戈扬先后出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和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难逃，前后下放劳动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严酷环境下度过黄金年华，饱经风霜，吃尽苦头。也正是由于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种种折磨，使她重新认识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产党。「我发现共产党没有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四人帮」垮台后，戈扬重回《新观察》，将这本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以开明开放的风格蜚声中外。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戈扬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时年73岁，她没有被逆境击倒，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安排下，到曼哈顿国际语言中心，从英文26个字母学起。

回忆这段「牙牙学语」的经历，戈扬笑说，「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诗人北岛(本名赵振开)搭乘同一架飞机出国的，当时北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她说：「你如果不会说英文，就什么都不说，光说『Yes，Yes』就是了。」戈扬说：「我如果回答错了呢？」北岛说：「那好办。你一看对方脸色不对，就说『No，No』就对了。」说得戈扬大笑。

那时戈扬除了学英文，还经常去「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打发时间。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觉得新奇无比。其时正值信息网络热到来的时候，她投身其中，切实感到计算机和网络给人带来的乐趣。「人之所以成为人才，靠的是大脑的智能，计算机则是人脑的延伸。反正闲着无事，多学一点新东西总是好事。」

好个戈扬，一头钻进计算机网络的世界，学起计算机打字来。最初困难不少，边学边忘，写一篇稿要比笔耕花多好几倍时间。有时一个不小心按错键，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飞全功尽弃，但她没有气馁，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渐入佳境。到后来，用手执笔写稿反而不习惯了。「用计算机写稿，修改、增删稿件实在太方便了。」此后数年，她应香港《开放》杂志每月一篇的专栏文章，都是借助计算机完成的作品。

戈扬学英文，不止满足于日常简单会话，两三年后，她的英文程度已经可以阅读《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英文报刊。在美国的流亡岁月，戈扬没有虚度，最初十年，她忙于写作、演讲和参加研讨会、座谈会等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媒体访问发表时事评论等，没有一刻空闲。直到2000年，84岁的戈扬动了心脏大手术，身体每况愈下，才减少了外出活动。

近年在家静养病体的戈扬，又迷上了研究「罗素思想」。罗素生于英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做过维多利亚王朝两任首相。罗素98岁的人生，「是在追求与失望中度过的。」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三种简单的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扬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与罗素产生强烈共鸣。

她说：「罗素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强烈地奔走，走过一生，真是不容易！何况这三件事，都与人的性格不同有关，更加引起我的兴趣。」而罗素由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跟戈扬由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转变为民主自由主义的斗士，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风雨苍茫一戈扬

/曾慧燕

2025年1月19日03:51

【引言】八九民运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因心脏衰竭，于2009年1月17日深夜11时40分（美东时间）病逝纽约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本文是迄今为止最详尽记录戈扬精彩一生的报导。

流亡生涯不是梦。对一生都在追梦、圆梦的前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本名树佩华)来说，永无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谛。

她有过异于常人的峥嵘岁月。延安时代，她是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赏识的「红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她与原《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和杨刚，名列「中国四大著名女记者」之一，曾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她投身革命一辈子，1957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农村劳改22年，期间在内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结束后她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为推动中国大陆的开放、政治改革及新闻改革作出卓越贡献。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步入暮年时，却由一个应邀来美的访问者，成为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国。

戈扬生于1916年1月13日，现年高龄88岁。客居美国15年多，她没有虚度岁月，除了努力适应新环境，她学英文、学计算机，勤于吸收新知识，笔耕不辍。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梦结连理　谱出黄昏恋
2002年9月，86岁的戈扬，与8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本名马义)，两人同梦结连理，良缘喜订鸳鸯谱，谱出一曲感人的黄昏恋，也为历史留下一段乱世中国儿女情的佳话。而在他们还未正式结婚前，两位老人三度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为人津津乐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历史学家余英时、陈淑平夫妇对司马璐、戈扬说：「你们俩真是理想的最后结合。」

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说：「你们的爱情故事与现代史密切关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台湾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说：「有情的人一定有缘，有缘的人一定有果。」

美国科罗拉多教授刘再复说：「你们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诗人塞佛特说：「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论贫富贵贱巧拙愚智，每个人拥有的时间精灵背后，都轻舞飞扬同样孤独、同样停不下来的一双p膀。就因为这样，在从容衰老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随时乘着回忆的p膀来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个阶段；也因为这样，美好的人跟事，才会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说不完。」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江苏海安小同乡，是一对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他们早年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相继投身革命洪流，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司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迁居香港，1983年再移民美国；戈扬则对革命坚定不移。

两人在1943年分道扬镳，生死契阔半个多世纪后，历尽劫波，最后殊途同归。命运之神让他们1989年在纽约重逢，随后月老的红绳将他们系在一起，在星条旗下再续前缘。正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金玉良言。

1989年，戈扬73岁。从前中国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时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扬一点不显老。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引爆八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戈扬带领《新观察》员工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并与《世界经济导报》在4月19日合办了纪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谈会，由戈扬主持。

4月下旬，戈扬从北京到旧金山参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不久，「六四」事件爆发，6月30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讲话中数次点了戈扬的名。《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指为「煽动反革命动乱」的一报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运，
跨过世纪回味的苦涩，沿着命运不可抗拒的轨迹，戈扬被迫滞美不归，开始漫长的流亡生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追随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因担忧国运追求民主进步，天涯有家归不得，戈扬仍以微笑面对厄运。

在名报人陆铿热心牵针引线下，星云法师首先向戈扬伸出欢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矶西来寺小住百日，戈扬以《西来寺》为题作诗表心迹：「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尝两岸情；患难方知佛可归，是非尽处见真人。」另一首题为《别西来》的诗曰：「匆匆辞别西来山，走雾穿云回凡间；百日修行道尚浅，红尘灿烂仔细看。」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戈扬滞美后，1989年10月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来到纽约。不久，美国世界日报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镜报月刊纽约分社社长莫利亚访问戈扬的文章。戈扬跟司马璐参加革命后都改了名字，司马璐觉得文中提及戈扬的经历，闪现了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伴树佩华的身影。经莫利亚居中联系，证实戈扬与树佩华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马璐和戈扬失去联系后，不约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杂志，分别名为《展望》和《新观察》，虽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称接近。而那时人在香港的司马璐，还特别注意《新观察》的文章，觉得它在大陆是一本十分开放活泼的杂志。「当然，那时我做梦都想不到，新观察主编戈扬就是树佩华。因为我们在参加革命后都改了名字」。

两位老人在纽约华埠一间中餐馆久别重逢，心情都异常激动，虽然年轻时的激情不再，难得的是两人仍默契十足，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真正理解了「嘤嘤鸣矣，求其友声」、「同心相知，同气相求」的涵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几十年来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不变。

「虽然近黄昏，夕阳仍是无限好！」

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自言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却充满传奇。他广泛接触过国共两党的上层人物和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来物换星移，多少风流人物与他擦肩而过，论英雄豪杰如数家珍，时代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两个特别经历：一是生平接触过最多当代中国政治人物，对中共党史有着个人独特经历和长期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权威；二是多次面临绝境，都能在鬼门关转一圈后死里逃生。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政治如戏。」听司马璐细说「我这八十年」，精彩绝伦，宛如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过去，自称「五四孤儿」的司马璐，大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不断和死神搏斗，亲历中国复杂的政治风浪和历尽人间沧桑。他将生命溶化在大众的事业中，孜孜不倦从事学问和历史研究，虽然岁月已刻在他的额角和脸上，但他内心仍生气勃勃，进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颐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马璐八十大寿，当天他在曼哈顿中城一间中餐馆庆祝八十岁生日，当众宣布成立旨在促进两岸三地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华学人联谊会」，并将来宾出席寿宴赠送的礼金悉数捐出作运作基金。六年来，该会已举行过连串学术会议。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至期颐仍不休，生命八十才开始」的精神。

司马璐1919年生于江苏省泰州海安县，与「五四」运动同龄。他不讳言自己是个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生父陆省斋本来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将崔家小姐诱奸成孕。在旧中国，未婚生子被认为有辱家门，崔氏生下司马璐时年方17岁，随即不堪压力吞金自尽，崔家把他送进「育婴堂」（相当于「孤儿」）。稍后他被海安另一大户马家收养，六岁时养父母双亡，由于他生来「不是马家人」，马家宗族遂发生一幕抢夺家产的闹剧。

此后，司马璐成为「乱世孤儿」，凄风明月，苦雨寒窗，感怀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说：「如果说，我的诞生，生母崔氏为我自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三幕。」

他续称：「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便是个孤儿，到处流浪。我的童年的灾难，使我一辈子痛恨这个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爱，国家的爱，都距离我很远，我一生在自生自灭中长大，叫我何处去寻根？又叫我何处去认祖呢？」

司马璐回顾他的青少年时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过来的。在他艰辛曲折的一生中，荆棘满途，他屡次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我认识科学与民主，不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换来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为生。后来，他在一间布店做学徒，在这期间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把他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书，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他爱读神怪武侠故事，向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黄天霸、孙悟空大闹天下。

1936年，司马璐接受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教育，然后到镇江一个私立流通图书馆做管理员。他一直认为，书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管理图书的好处是知识的接触面很广。他生性嗜书如命，在图书馆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恒地增进知识，在某一程度弥补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读一本书，都像在他眼前打开一扇窗户，让他看到外面的缤纷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学的图书管理知识，再与实际经验结合，写了一篇处女作《怎样利用图书馆》，寄给全国最富声誉的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不久获刊用。当时他在图书馆的月薪是八元大洋，这篇文章的稿费高达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写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识几乎全是自学得来，许多人问他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他经常要费许多唇舌解释，自己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有念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两个名词形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认为两者都适合他。由于生于乱世及个人命运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为憾。

司马璐养父母领养他时，给他起的名字叫「马元福」，后来他自己改名「马义」（取自「马克思主义」的简写）。「司马璐」是他写作时的笔名，「司马」代表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璐」字是为了纪念掩护他离开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华」，后来「司马璐」越叫越响亮，本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