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phirephoenix.com/blog/2021-05-03/privacy 作为公共物品和集体价值（因为它真实地反映现实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的隐私权（信息是有情境的，比如我测试了基因相当于也公开了亲戚的信息、你上传了包含朋友或孩子的照片即使其本人没有社交帐号但已经被暴露，对个人数据不关心的人就像疫情来了却拒绝戴口罩，接触者追踪等监控技术进行的数据收集总有风险虽然不是啥坏事）
数据像核废料或DDT，治理及其机制执行势在必行。
https://aeon.co/essays/the-tragedy-of-the-commons-is-a-false-and-dangerous-mythOstrom insisted that complexity was as important to social science as it was to ecology, and that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needed to be protected along with biological diversity. 公共机构的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都需要得到保护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公地悲剧（是个危险的迷思——为圈地私有化辩护的寓言）假定人类是破环性的，但我们是慷概的和有分享共有资源的远见。
https://t.me/qdaily/11396加思认为，保护优先事项应由当地社区决定。他坚决反对所谓的专家，他们对当地知识知之甚少，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对应如何使用其资源做出决定是不可思议的。 ——《干旱的伊甸园》
“野生动物的长期保护将不会通过军事手段，在计算机屏幕上或在车辆中实现，而只能由
与野生动植物朝夕相处的当地人建立了联系的野外保护主义者来实现。”
加思违反了传统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许多原则，对争议并不陌生。他长期以来支持“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并为当地社区提供的资金。
2015年，威廉王子保护非洲奖被授予加思·欧文·史密斯（Garth Owen-Smith），以表彰他与玛格丽特·雅各布索恩（Margaret Jacobsohn）博士一生对纳米比亚野生动植物的恢复和保护做出的贡献。
他们共同创立了农村综合发展与自然保护组织（IRDNC），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代初，是在与偏远社区领导人的开拓性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终结在纳米比亚西北部发生的偷猎和资源掠夺行为。
正如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所指出的，当下的生产空间已不再是工厂，而是城市。工厂的高墙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都成为工厂。剥削的对象也不再是工人的剩余时间，而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命时间。
现代公园的建立，有统治集团的深心算计，是为了安抚只能受雇于资本家的无产者，缓解阶级矛盾的装置。无法享受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公园的空间场所和景观想象只能是无产者的微弱慰藉，但同时，在丛丛地火在这些裂隙里燃起后，公园的空间也可能是未来“夺回共同性”社会斗争的起点之一。——王行坤
财产作为物的所有权这一经典隐喻至今仍然牢牢占据着大众的财产想象。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财产理论家最终将财产再构建为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出租权和使用权等）。
基于反公地悲剧（一种财产形态导致的资源低效利用的一种新悲剧），赫勒教授进一步提出，产权明晰是重要的，但同等或更重要的是产权束的内容。
用自愿交易的方式（当事人自愿谈判）解决外在性，实质上隐含了产权清晰的前提，而产权清晰的过程本身也会产生社会成本。（上面提到的南非各国地方保护协会不辞辛劳去参加会议，国家公园出售的狩猎许可存入信托基金）
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具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利益的个人组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和政府决策中。于是，政府失灵就是必然的了。https://mp.weixin.qq.com/s/ymQIYFFhP19_eGHcZGKN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