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对照赫拉利的《智人之上》，发现赫拉利真是聪明到油滑。使用的材料也很新很丰富，他的问题和观点简直是左右逢源五花八门，甚至和《人类新史》有呼应的地方：

为了创造这个完美的工业社会，纳粹分子学会了怎样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残杀数百万人。火车、铁丝网与电报命令配合无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杀人机器。
……
各方对于如何建立工业社会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就像是一场关于谁是谁非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各方互相学习，尝试用新的工业方法来发动战争。但在辩论的过程中，数千万人死亡，人类差点儿自我毁灭。
除了以上这些灾难，工业革命还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导致了一波物种灭绝。据统计，在21世纪初，每年有高达5.8万个物种灭绝。1970—2014年，脊椎动物族群总数减少了60%。人类文明的存续也受到威胁。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是没能建立起一个生态永续的工业社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繁荣景象背后，是众生与人类的子子孙孙不得不承担的恐怖的代价。
……
要是人类得经过这么多可怕的教训，才能学会如何管理蒸汽动力与电报技术，现在还得再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学会管理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全球帝国、极权政体与世界大战的循环，人类才能搞清楚如何善用这些技术？而且，比起20世纪的科技，21世纪的科技更具威力，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几乎和格雷伯温格罗有同样的忧虑，只是他会顺滑地回到舒适妥帖的叙事中，给读者灌一些高级鸡汤。

针对当代的女性的写作，其英文原文为“feminine stage of women's writing”。“stage”一词的描述就是带有这个引用剧场结构之含义的。这里，“stage”（舞台），已经显然被隐喻化为“表现之地”“生活和事业的场所”之意。这种混同社会生活和舞台的做法，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已经身体力行。他通过符号互动理论揭示出人们日常生活中表演的显现，这种被称为仪式符号的理论，也隐含了生活空间和剧场、舞台交融的含义。
再仔细琢磨女性写作（feminine stage of women's writing）的“stage”一词，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写作也是一种剧场表演。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在隐喻剧场表演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是被表演或者被迫去主动表演的学说，是为了拨乱反正——对男性中心主义学说的一种反对和制衡的需要所激发的理论。它被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集中体现为关于“女性写作”问题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伊莲娜·肖娃尔特1977年出版《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女性的写作”，即长期摹仿着主流传统中的支配性符号，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艺术标准；另外她还用“女性写作”（female stage of women's writing）一词，来描述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发现和寻找性别身份的阶段；“女性主义写作”（feminist stage of women's writing）则是要凸显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价值。

英雄完全是反动的。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杀了保险公司CEO的极端暴力白人精英，他是反民主的。人们赞赏的这种怀有救世主情节的英雄主义是父权的。

The heroes are purely reactionary. By this I mean “reactionary” in the literal sense: they simply react to things; they have no projects of their own. (Or to be more precise, as heroes they have no projects of their own.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David Graeber

小丑这个角色非常了不得，因为他可以说是拥有着完整的自由。任何一个因行为举措与社会习俗格格不入而被当作怪胎、被排斥到社会边缘的人都因此而拥有为所欲为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阴暗面。从某个有点可怕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正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大自由，你可以因此而摆脱社会法律的控制。

蒂姆·伯顿在讲到自己于1989年拍摄的蝙蝠侠电影时的解说。

书名：解谜以色列：揭秘历史谎言背后的真相
作者：[以色列]伊兰·帕佩

有意思的是，要是比较以色列的做法和美国过去与当前类似政策间的异同，会相当耐人寻味，“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起源于英国，是一场抵制以色列的全球性运动。——译者注）表示“美国的做法更糟糕”。事实上，美国最糟糕的例子是在“二战”期间未经审判监禁了10万名日本公民，后来还有3万人因所谓的“反恐战争”而被拘留。然而，这些数字和受到未审先关的巴勒斯坦人人数相比依旧相去甚远——其中包含非常幼小、年老以及被长期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见杜鲁门图书馆的文件，“The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and the Incarceration of the Japanese-America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trumanlibrary.org.］未审判先逮捕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作为囚犯，你不知道自己因什么罪名被指控，没办法与律师联系，更难以和家人联系。更残酷的是，逮捕通常是一种对人们施压、迫使人们配合的手段。散播谣言、羞辱人们所谓的或真实的性倾向，以此来威胁他人与己勾结。
关于酷刑，真实可信的“中东监察”网站(Middle East Monitor)发表了一篇令人悲痛的文章，描述了两百种以色列折磨巴勒斯坦人的方法。这份清单是以联合国与以色列人权组织布泽兰(B'Tselem)的报告为基础所撰写。[See “Torture in Israeli Prisons,” October 29, 2014, at middleeastmonitor. com.］除了殴打之外，以色列还将囚犯绑在门或椅子上长达数小时，朝他们倒冰水或热水、掰开他们的手指，或是扭他们的睾丸。
我们要质疑的不只是以色列宣扬的“维持开明占领”的主张，更要挑战其“民主国家”的假象。以色列对数以百万的被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证明这场政治骗局是一派谎言。虽然世界各地大多数公民社会都开始否认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但出于种种理由，很多政治精英仍将以色列视为民主俱乐部的成员。在许多方面，“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盛行，反映了这些团体对本国政府的以色列政策感到沮丧。
面对这些反驳声浪，大多数以色列人顶多认为“无关紧要”，最糟的则认为“心怀不轨”。以色列仍然坚持自己是“仁慈占领者”的说法。以色列的犹太公民普遍认为，“开明占领”的意义，就是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之下的生活“好多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更别说使用武力反抗了。如果你是以色列的海外支持者，对其不持批评态度，你多半也会接受这些假设。

迷思：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⑶：

鉴于以色列对待两个巴勒斯坦群体——难民与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群体——的态度，无论如何设想，以色列都难以被认定为一个民主国家。对这种声称最明显的质疑，则是以色列对第三类巴勒斯坦社群的残酷姿态：这些巴勒斯坦人自1967年起就活在以色列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下，分别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自战争开始以来便已施行的司法系统、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到对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司空见惯的羞辱，何以称之为“民主国家”？
对于这项指控，以色列外交界与学界的主要回应，是声称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只要巴勒斯坦人“表现得好一点”，这些措施就会有所改变。然而，只要是任何对于占领区有研究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论点有多荒谬，更遑论那些居住在占领区的人们。正如我们所见，以色列的决策者决定：只要犹太国家能保持完整，占领就会持续下去。对以色列政治系统而言，这是“现状”的一部分，而维持现状总是好过做出任何改变。以色列将会继续掌控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永远会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所以，这种控制只能通过非民主的手段达成。
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反面，以色列仍持续声称他们进行的是“开明占领”。这里存在的迷思是，以色列抱持着善意实施仁慈的占领，但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被迫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1967年，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视为“以色列地”天然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仍然延续至今。当我们观察以色列左翼与右翼政党在这个议题上的辩论时，他们唯一的分歧点只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非质疑这个说法的合理性。
而在更广大的公众之间，存在着或可称之为“救赎者”与“管理人”的真诚辩论。“救赎者”相信以色列已经重新回到古老家园的核心，没有它，这个国家未来就不能生存；相反地，“管理人”主张应该用这些土地换取和平，包含将西岸交付给约旦，以及将加沙地带交付给埃及。[See Amnon Sella，“Custodians and Redeemers: Israel's Leaders' Perceptions of Peace, 1967-1979,” Middle East Studies, 22:2 (1986), pp. 236-251.］然而，公开辩论很少影响到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占领区统治方式的判断。假想的“开明占领”最糟糕的部分，体现在政府对于领土的管理方式。这些区域最初被划分为“阿拉伯区”与潜在的“犹太区”，这些巴勒斯坦人口高度密集的阿拉伯区域后来成为自治区，并在军事统治下由当地的政府合作者管理。直到1981年，这些地方军事政府才被民政管理所取代。其他的“犹太区”则被犹太人定居点与军事基地所殖民。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让西岸与加沙地带处于“飞地”状态，既没有绿地空间，城市也不可能扩张。
情况在占领不久后更加恶化，犹太教教派“忠诚信仰集团”开始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宣称他们将遵循《圣经》的版图殖民，而非听从政府决策。他们渗入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留给当地人的居住空间进一步缩小。
任何殖民计划的第一需求都是土地。在被占领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将人民从他们定居了好几个世代的家园驱离，并将他们限制在生计艰难的飞地之中，才能实现殖民的目标。当你飞越约旦河西岸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推行这一政策在地图上的结果：将土地分割开来的定居点连成带状，巴勒斯坦被分割成小型、孤立和不相连的社区；定居点带将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城镇分开，有时将一个村庄一分为二，学者们称此为“灾难地理学”。这些政策同时也是生态意义上的灾难：水源枯竭，巴勒斯坦景观中最美丽的部分被摧毁。犹太定居点更成了犹太极端主义不受控的温床，巴勒斯坦人是主要受害者。埃弗拉特(Efrat)的定居点破坏了伯利恒(Bethlehem)附近的瓦拉贾峡谷(Wallajah Valley)，此地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定居点也破坏了临近拉玛拉(Ramallah)的贾夫纳村(Jafneh)，使之失去了旅游景点的吸引力，这里曾因淡水运河而闻名。瓦拉贾和贾夫纳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案例达上百个。
拆毁房屋在巴勒斯坦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英国委任政府在1936年到1939年的阿拉伯大革命期间率先构想并采用了这一手段；以色列只是在1948年后使用了这种集体惩罚的方式，手法更加多样、更加野蛮。阿拉伯大革命是巴勒斯坦人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委任政府发起的第一次起义，英国军队耗费了三年的时间才平息。在这个过程中，军队拆毁了两千多间房屋，作为对当地居民的集体制裁。[Motti Golani, Palestine Between Politics and Terror, 1945-1947, Brandeis: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1.］以色列自对西岸与加沙地带实施军事占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拆毁房屋。军队每年为了应对个别家庭成员的反抗行为，都会炸毁数以百计的房屋。[关于每一次此类恐怖拆除的详细描述，可在网站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上查到，网址：ichad.org.］不论是对军事统治的轻微违反，还是参与反对占领的反叛行动，以色列政府都会快速地出动推土机扫平一切。这不只是摧毁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物，更摧毁了人们对生活与生存的信心。而在更广大的耶路撒冷地区（如同在以色列境内一样），拆毁房屋也是对违章建筑或是未缴罚款的惩罚。
最近以色列采用的集体制裁形式则是封锁房屋。想象一下，你家里所有的门窗都被水泥、砂浆和石头堵住，你回不了家、拿不回你未能及时取出的财物。笔者试着在历史书中寻找另外的例子，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他地方曾经实行过如此冷酷的措施。
最终，在“开明占领”的统治之下，定居者被允许组成帮派，骚扰巴勒斯坦人民并毁坏他们的财产。历经多年后，这些帮派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手法。20世纪80年代，这些帮派使用了真正的恐怖手段，包括伤害巴勒斯坦领导人（其中一人在帮派袭击中失去了双腿），以及考虑炸毁耶路撒冷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的清真寺。21世纪，定居者帮派每天都在骚扰巴勒斯坦人：拔除树木、摧毁农田，甚至随机朝他们的房屋和车辆射击。2000年以来，许多地区每月至少会有一百起类似的袭击事件见报。以希伯伦为例，在以色列军队的默许、配合下，五百名定居者对希伯伦当地居民进行了更凶残的袭击。[见以色列非政府组织Yesh Din的报告，“Law Enforcement on Israeli Civilians in the West Bank,” at yesh-din.org.］
从占领之始，巴勒斯坦人就只有两个选项：接受在以色列这座“巨型监狱”里永久监禁的现实，或者被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持续威胁。当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时（如他们在1987年、2000年、2006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行动），他们会被以色列的士兵和常规部队当作瞄准的目标。于是，村庄与城镇被视同“军事基地”炸毁；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射杀，宛如他们是在战场上作战的一支军队。
今天，我们已经对《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后被占领区的生活非常清楚，也就更不能接受“放弃抵抗就能减少压迫”的说法。未经审判先逮捕已经是多年来太多人经受的常态，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拆毁、杀伤手无寸铁的平民、排干水井——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以色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厉冷酷的政权之一。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每年都会相当全面地记录占领的真实情况，接下来的文字摘自他们2015年的年度报告：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色列军力非法杀戮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平民，并拘留了数千名抗议或以其他方式反对以色列维持军事占领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数百人被处以行政拘留。酷刑与其他虐待手段仍然盛行，但施刑者却免于受罚。以色列当局持续在西岸地区推动非法定居，并且严重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十月以来，暴力事件持续升温，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法律限制也随之强化，例如巴勒斯坦人在攻击了以色列平民后，遭到以色列军力明显的非法处决。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攻击巴勒斯坦人并破坏他们的资产，这种行动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加沙地带仍持续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封锁，以作为对当地居民的集体制裁。以色列当局持续在西岸和以色列境内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特别是在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村庄，当地居民被强制驱离。[See “Israel and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at amnesty.org.］
我们大致将上述报告分成几个阶段来看。首先是“暗杀”——国际特赦组织称之为“非法杀戮”：自1967年以来，大约有15000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的非法杀戮，其中包括2000名儿童。［从1987年起，对死亡人数的统计更加准确，不过整个时期都有可靠的资料来源。可查看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的死亡报告，可访问统计页面：btselem.org。其他来源包括IMEMC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报告。］“开明占领”的另一个特点是未经审判直接监禁。在西岸与加沙地带，1/5的巴勒斯坦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一份更全面的关于囚犯人数的报告，可参见Mohammad Ma'ri，“Israeli Forces Arrested 800, 000 Palestinians since 1967,” The Saudi Gazette, December 12, 2012.］

迷思：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⑵

当我们审视以色列的土地政策与相关的预算分配后，它自称“民主国家”的说法就更让人怀疑。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地方议会与自治区政府获得的拨款远低于犹太人居住区。土地短缺，再加上就业机会不足，造成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异常。比如，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的米伊莉亚村(Me'ilya)，号称最“富裕”的巴勒斯坦社群，但它的境况仍比内盖夫开发度最低的犹太人发展市镇来得糟糕。《耶路撒冷邮报》在2011年的报道中指出：“1997年到2009年间，犹太人的平均收入比阿拉伯人高出40%至60%。”[The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4, 2011.］
今天，超过九成的土地为犹太国家基金会所有。土地所有者不得与非犹太裔公民交易，公有土地优先用于国家建设项目，这也意味着在新的以色列定居点不断建立的同时，巴勒斯坦人几乎没办法建设任何新的定居点。因此，尽管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最大的城市拿撒勒，人口已经增加了三倍，但城市面积连一平方公里都没有扩张。反观该城北方的犹太发展市镇上拿撒勒，却通过征用巴勒斯坦地主的土地，将城市空间扩张了三倍。［See Ilan Pappe，“In Upper Nazareth: Judaisati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10, 2009.]
加利利一带的其他巴勒斯坦村庄同样受到这一土地政策的影响，上演了类似的故事：自1948年以来，这些村庄的规模缩小了40%，有些甚至高达60%，而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则高筑于这些被征收的土地之上。在其他地方，以色列尝试启动人口与土地的全面“犹太化”。1967年后，以色列政府担忧居住在北部与南部的犹太人人口不足，计划增加这些地区的人口。为了支撑这种人口转型，必须征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更过分的是，这些定居点将巴勒斯坦公民拒于门外。这种对公民生存权的公然侵犯持续至今，迄今为止，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为改变种族隔离制度付出的所有努力均以彻底失败告终。

迷思：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⑴

对所有国家而言的民主“试金石”，就是对国内少数群体的包容程度。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远远称不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举例来说，在取得新的领土后，以色列制定数条法律，以确保主要族群的优先地位，包括管理公民身份的法律、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以及最重要的“犹太人回归法”。回归法自动给予世界上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的公民权，不论他在哪里出生。这条法律堂而皇之地违反民主原则，因其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人归乡的权利，而这是联合国大会1948年的第194号决议中已获得国际公认的权利。这项禁令让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无法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或是那些在1948年被驱逐的人团聚。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回归故乡的权利，同时又让和这块土地毫无干系的他人拥有回归的权利，这是一种非民主的行径。
除此之外，以色列更进一步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公民几乎所有的歧视，都被“巴勒斯坦人没有服兵役”的事实正当化了。[我已将这些列在了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一书中。］透过重新审视以色列决策者决定如何对待国内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主权利与服兵役义务之间的关联。他们的臆测是，巴勒斯坦公民不愿参军，反过来，这种对他们拒绝服兵役的臆测使得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政策变得合理化了。这些猜想在1954年面临考验，当时以色列国防部决定征召有服兵役义务的巴勒斯坦公民入伍。以色列情报部门向政府保证，多数巴勒斯坦人将会拒绝征召。令他们备感讶异的是，所有被征召的巴勒斯坦公民都在共产党的支持之下，前往了征兵处。共产党当时是巴勒斯坦社群中最庞大、最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工们稍后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乡村的青少年生活乏味，渴望采取行动并展开冒险，是他们参军的主要理由。[See Pappe, 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 65.］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插曲，但以色列国防部仍持续兜售着“巴勒斯坦社群不愿服兵役”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是，巴勒斯坦人已经转而反对不停压迫自己的以色列军队，但政府仍以此作为歧视的借口，这引发了人们对以色列伪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质疑。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服兵役的巴勒斯坦公民，你作为工人、学生、家长或夫妻一方可以获得政府援助的权力将受到严重限制。这尤其影响居住和就业权益，有七成的以色列产业都被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职业，未服兵役的公民很难在这些产业里找到工作。[见以色列阿拉伯人权益保护法律援助中心(Adalah)的报告，“An Anti-Human Rights Year for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December 10, 2015, at adalah.org.］
国防部的深层臆断不只认为巴勒斯坦人不愿服兵役，还认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潜在敌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所有主要战役中，巴勒斯坦少数族群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行动，他们没有成为“第五纵队”般的间谍，也没有起身反对以色列政权。然而，这无法解除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直到今日，他们仍然被视为必须解决的“人口”问题。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如今大多数的以色列政治家并不认为迁移或驱逐巴勒斯坦人可以解决“问题”（至少在和平时期解决不了）。

今天，后现代情感已然重塑了许多生物的形象。过去被视为可怕的害虫，如今显得高贵雄伟，甚至作为濒危物种受到广泛的保护和食物供给。或许人们对害虫宽容和同情的态度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世界似乎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时。美国《探索杂志》(Discover Magazine)最近刊载的一篇论述昆虫种群减少的文章发出警告称：“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和随后大量危言耸听的媒体报道表明，昆虫作为地球上最丰富多样的物种，正面临史诗级的危机。一些科学家说，如果放任不管，近年来的种群减少终有一天会发展到昆虫从世界上消失的地步。”

书名：体无完肤：我们与害虫的战争，一部社会和文化史
作者：丽莎·T.萨拉索恩

害虫让人恶心，而且道德败坏——对那些寻求将自己的正义性和优越感变成普遍标准的人来说，它们的存在具有独特的用处。在中世纪，人们接受害虫，认为它们代表上帝的力量，直到19世纪，有些博物学家仍秉持这种态度。但是17世纪晚期以后，害虫——以及害虫般的人——越来越惹人嫌恶，因为阶级和种族态度削弱了人们的神学信仰。现代世界诞生了，这个世界相信文明意味着清洁。
在现代时期的巴尔干战争期间，一名克罗地亚大使赞许地写道，一名塞尔维亚炮手正瞄准“疾行的蚂蚁，要把害虫从欧洲的脸庞上清除”。以色列一名拉比敦促本国人对巴勒斯坦人采取行动：“我们该做的是进入害虫窝，干掉恐怖分子和杀人犯。害虫窝，是的，我说的是害虫，畜生。”
害虫标签使非人化成为可能，非人化的下一步就是暴力。给他者贴上害虫标签的背后，分明是恐惧在作祟——担心受压制者会奋起推翻所谓正义之士。对昆虫和鼠类的恐惧变成了对它们所代表的人的恐惧。老鼠能够渗透到绅士化的社区，臭虫、虱子和跳蚤能够侵入人类脆弱的身体和其床褥，同样，害虫般的人能够公开或暗中破坏主流文化。英国某匿名告示下令：“离开欧盟：拒绝波兰害虫”；田纳西州某个立法者听说西班牙裔的母亲在美国诞下的孩子有权享受医疗保健时评论道：“嗯，我想，他们能放心大胆地像老鼠一样下崽子了。”2013年，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共和党州长提名人肯·库奇内利(Ken Cuccinelli)在华盛顿特区把移民政策比作特区的虫害控制——他谴责特区越境把老鼠投放到弗吉尼亚州，“所以，总之，这比我们的移民政策还糟。你拆不散老鼠家族，还有浣熊家族等，你甚至消灭不了它们，真是难以置信”。
无须火眼金睛也能看到，害虫一词也用在女性主义者身上。反对者认为，女性主义者将颠覆女性在社会中的传统角色。其他害虫带来同样的危险——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东欧人——他们蜂拥而至，不断繁殖，破坏合法秩序。这些群体必须受到管制、掌控和压迫，这种理念在世界各地构成了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乱贴害虫标签的人在有意无意地重复着绵延数百年的主题：害虫般的人和根除他们的必要性。

莉娜•汗2017年在《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现在可供参考。汗是一名律师，曾在新美国基金会与巴里•林恩的团队共事，后在开放市场研究所(Open Market Institute)工作，之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她的文章题为《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参考了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于1978年出版的《反垄断悖论：自相矛盾的政策》(The Antitrust Paradox ：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书。
博克抨击的悖论可以简述如下。美国的反垄断政策追求多重目标并针对模糊的统治思想，最终危害了主要目标——效率。因此，他主张实施审慎的反垄断政策。只要竞争的力量仍然在起作用，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就不要把统治问题当作一个问题。
在汗看来，这个悖论完全不同。这都取决于具体案例。亚马逊的案例揭示了博克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局限性：

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反垄断法现在评估竞争的重点是消费者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生产者或整个市场的活力。从这一新的角度来看，低消费价格足以证明存在良性竞争。从这一标准的角度来看，亚马逊表现出色。亚马逊面向消费者的低价经营策略和言论使其得以逃脱政府的审查。亚马逊与反垄断机构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在司法部起诉其他公司联合对抗亚马逊时。贝索斯仿佛是在摸清了反垄断法的底细之后，才想出了公司的发展道路，然后设计出顺利绕过这些法律的方法。亚马逊在唱响当代反垄断赞歌，为消费者争光的同时，也在向垄断迈进。

汗的贡献具有启发性。一方面，她从过去两个世纪美国反垄断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出发，深入探讨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以及反对该理论的论据。另一方面，她对亚马逊的反竞争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的结论毋庸置疑，亚马逊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存在多种反竞争行为，却在法律的夹缝中悄然崛起。
汗描述了许多亚马逊的行为，这些行为本应引起当局的反应。例如，亚马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畅销书、Kindle电子阅读器或亚马逊Prime服务，使该公司能够在各个领域确立统治地位，并发挥互补性，从而加强网络效应。目前的反垄断理论无法看到亚马逊在何处以及如何设法抵消损失，而这正是滥用统治地位的特征。在图书板块，这种霸权的构建带来了风险,减少了消费产品的多样性。这种风险也是一种政治风险，因为图书行业的组织与思想的流通直接相关。
另一个例证是，亚马逊是各种制造商的销售平台，这使它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观察优势。如果它看到某个制造商的产品大获成功，它很快就会以自己的品牌推出一个版本，以更低的价格或更好的形象销售，这必然会占领大部分市场。例如，当亚马逊看到消费者喜爱以全美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吉祥物为原型的动物毛绒抱枕时，它很快就用自己的品牌推出了这些产品，抢占了原制造商的大量市场份额。
亚马逊也是最强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之一，尤其因为它能为企业提供云存储空间。在这方面，不同业务线的结合再次使该公司增强了优势。例如，有资料显示，亚马逊利用服务器的使用数据，通过流量来识别业务正在起飞的初创企业，从而指导它的风险投资业务。通过研究亚马逊的例子，汗找出了芝加哥方法及其政策失败的原因。首先，即使我们坚持以消费者福利为唯一标准，价格标准也是不够的，反垄断政策必须让位于对质量、多样性和创新的长期关注。在此，产业集中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威胁。
但是，仅仅扩大范围还不够：

对消费者福利的过度关注是错误的。它暴露了国会颁布反垄断法的立法历史，国会颁布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促进包含工人、生产者、企业家和公民利益在内的多元政治经济目标。它还错误地取代了对市场过程及其结构的关注,不再关注市场力量是否充分分散以保持竞争，只考虑结果,也就是只考虑对消费者物质福利的影响。

在此，汗重申了美国反垄断的传统方法，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方法，重点在于市场结构，并将集中程度本身作为一项标准。它认为，竞争管理机构必须考虑多方利益，这些机构必须保护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公民免受滥用垄断权力之害。
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不端行为有多种形式一—对供应商施加不当的压力、捕获消费者、通过媒体控制政治制度，等等。或者说，企业规模大到能够从公共当局获得多种利益和支持。"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倒闭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这将构成系统性威胁。
这些关于经济权力集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险的论点完全正确。但汗和反垄断嬉皮士的论点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个指出私人垄断的危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视竞争本身的问题。最终，与《大宪章》的作者一样，汗也希望建立一个分散、和谐的竞争秩序。他们对私人企业家经济的规范性理念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看，竞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竞争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反垄断政策必须防止产业过于集中，因为这会对竞争构成威胁。汗在这一点上说得非常清楚："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应促进竞争性市场，而非消费者福利。”反垄断的目的是保持“竞争过程的中立性和市场结构的开放性”。此处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嬉皮士反垄断、欧盟的竞争政策及其所依据的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之间具有相似性。
2017年和2018年，欧盟对美国数字巨头的诉讼让谷歌付出了两笔创纪录的罚款，共计67亿欧元。在一起案件中，谷歌因在搜索引擎中偏袒自家购物比价工具的可见度而被罚款。在另一起案件中，谷歌强迫安卓手机制造商预装一揽子谷歌服务, 从而能够集中大多数智能手机的用户数据。此前，谷歌在欧洲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巴里•林恩被新美国基金会驱逐一事表示欢迎。
反过来说，正是莉娜•汗的研究促使欧盟委员会对亚马逊展开调查。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与汗的分析不谋而合，她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亚马逊的双重身份--既是其他公司产品的分销平台，又是自己产品的销售网站。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使亚马逊能够独占客户和供应商的数据，并由此获得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通过这场嬉皮士反垄断的斗争，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内部斗争的新阶段。一方面，芝加哥方法的继承者站在米歇尔•福柯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一边，原则上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另一方面，传统反垄断法的倡导者重演了美国自1938年以来不同思潮之间的和解。
此时，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趋于一致, 前者放弃了对公共监管与合作的偏好，后者则背离了自由放任的信条。对他们来说，针对垄断的公共干预似乎是必要的。对于前者来说，这是一个防止经济权力过于集中而威胁政治自由的问题。后者则希望通过价格保持资源配置过程的质量。
这种建立竞争的愿望正是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愿望，它是指导1945年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和随后欧洲建设的理论核心。福柯引用了这一思潮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pke)的话，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市场自由需要积极且极其警惕的政策。"莉娜•汗和反垄断嬉皮士以竞争的内在美德为名，主张国家积极干预以保护竞争，这是在步秩序自由主义者的后尘。
归根结底，尽管嬉皮士反垄断与芝加哥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做法有所不同，但这两种思潮对私人企业和市场协调的优点抱有同样的信心。它们的分歧在于对利用信息技术所产生的经济过程质量的分析。
不过，反垄断嬉皮士也有可取之处，他们指出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源于数字平台指数级增长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巨大积累。危险就在那里，大型网络公司已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击退竞争对手的进攻，收购或压制初创企业，影响政治议程和公共辩论的条件。但反垄断嬉皮士的问题是回避了这种力量的来源，也就是与集中相关的效率增益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不禁要问，垄断的动力是否足以适应正在发生的经济进程的类型。芝加哥学派的继承者们热衷于指出，大量证据表明，集中度的提高是规模经济技术变革和生产率相应提高的结果。换句话说，重新引入竞争，例如拆散谷歌或亚马逊，将导致它们提供服务的力量下降。由于只关注企业的市场力量问题，反垄断嬉皮士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利用信息技术的经济过程质量发生了改变。

（同上）

与寄生状态不同，掠夺涉及掠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统治关系。因此，根据这种区别，扒手不是掠夺者，黑帮教父才是。在经典的军事冲突之下，统治地位通过一方战胜另一方并获取胜利所带来的资源来事后确定。但是，如果不对称性在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就处于"掠夺者-猎物”的狩猎模型之中。
这种狩猎模式有两种变体。在第一种情况下，猎物被消灭或驱逐，然后掠夺者大体上充当侵略者的角色。种族清洗行动就是这种情况，侵略者侵占目标人口的土地和财产。在第二种情况下，掠夺者可能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例如，在古代奴隶制中，掠夺者会修正自己的行为，以降低监视的成本，确保猎物通过逃离所能获得的相对收益减少。因此，征服逻辑与财产逻辑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连续性。
迈赫达德•瓦哈比解释说，在狩猎型掠夺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掠夺者和猎物之间事先存在的不对称性："当猎物和掠夺者之间事先建立起统治关系时，只有掠夺者才能同时扮演攻击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而猎物只能通过逃跑来保护自己，但无法对攻击做出反应。”
首先，占用成本、支配成本和退出成本是思考数字技术经济动态的适当范畴。在这里，占用成本指的是推动超大规模增长所需的初始投资。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些都是固定成本，例如算法设计和界面开发。就收购而言，这是公司为获得新的战略性数字地位而支付的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都是沉没成本，因为如果项目融资失败，投资基本上就损失了。
其次，统治与算法治理及其监测、预测和控制行为的政治维度密切相关。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消费者、工人还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属下资本，信息系统与实践的连接方式都建立起支配地位，这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给那些控制它们的人带来了结构性优势，尤其是通过数据的中心化。
最后，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现已成为个人和组织的社会生存条件。这种依附性的另一面是逃避的高昂成本，从而导致被捕获情况的普遍化，阻碍了竞争活力。
在数字政治经济学中，将掠夺而不是生产视为主要模式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从宏观经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表明用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的投资优先于生产性投资。这清楚地表明了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

《技术封建主义》
作者: [法] 塞德里克·迪朗

死亡政治

虽然边境巡逻队用词不带脏字（威慑预防）、佯装无知（边境死亡人数增加是本政策始料未及的后果）又推诿塞责（我们成天听见移民抱怨他们被人口贩子丢包了），但正是这个联邦部门在美墨边境打造了一条基建漏斗，刻意把迁移者引导到沙漠。这片不毛之地是美国联邦政府面对中美洲国家不时呼吁加强边境治安时，想出来的政治——生态妙招，也是许多人的生财管道。要价过高、成效不彰的排外科技让联邦承包商和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华府游说团体荷包满满。然而，这片遭到政治化的土地造成了哪些人命代价？而那些死于最极端“威慑”的生命又反映出了怎样的美国主权观？

哲学家穆班布批评傅柯提出的生命权力（biopower），认为这个概念将政治、战争、种族歧视和凶杀全混在一起，以致很难个别拆解及追问。他认为这种混同（consolidation）无法妥当解释在当代各种政治权力形式里，死亡和生杀大权实际的行使方式。说得更广一点，穆班布不再认为政治只是“一个自治方案，藉由沟通与肯认达成集体共识的过程”，而是悲观地认为政治愈来愈被伪装成对抗恐怖（terror）的战争、抵御或维安行动。而不论是战争、抵御或维安行动，“都以杀死敌人为首要的绝对目标。”因此，为主权而杀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无关理性、真理或自由等抽象概念，而是关乎生死的具体现实（tangibles）：一名疑似恐怖分子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结果永远消失；为了消灭盖达组织分子而发动的叶门无人机轰炸，却炸死了参加婚礼的平民；十五岁男孩走在墨西哥诺加莱斯市的人行道上，被美国边境巡逻队员朝背上连开八枪，只因为他们以为他扔石头挑衅。“主权最终有很大一部分展现在决定谁可以生谁必须死的权力与能力。”穆班布写下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或许正是美国。

只要瞧一眼美国南方边境查缉所用的科技（如无人机和夜视镜）和说词（尸体、国土安全和外来者），以及造成的死伤（光是亚利桑那自2000年起就发现了超过2600具遗体），就会发现美国境内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反非公民战争，而与墨西哥接壤的地缘政治边界则是原爆点。联邦执法单位既要追缉夹带大量大麻（mota）闯关的武装走私毒贩，又得应付穿着编织凉鞋（huaraches）横越滚烫沙漠的瓦哈卡农民。这场战争甚至很适合上电视。不信你问国家地理频道《边境战争》节目制作人。他们骄傲表示自己不怕“呈现非法移民和走私这类令人心碎、瞠目结舌又惊险刺激的议题”，而观众则是对着自己欣赏的边境巡逻队员在沙漠追捕墨西哥佬鼓掌叫好。史蒂芬金反乌托邦恐怖小说改编的《魔鬼阿诺》已经成为现实。

尽管近来遭到边境巡逻队员枪杀的美国公民和非公民不少，2005年以来总计42人，但在皮马郡法医室1990至2012年检验过的2238名死于沙漠的迁移者中，有1813人死因与“暴露（exposure）或疑似暴露”（占45%）或遗体过度残缺或分解有关，以致无法确定死因（占36%）。根据遗体发现位置研判，那些死因无法确定者（尸体过于腐烂或被动物啃得只剩骨骸）很可能也死于“暴露”。这还只是遗体有被发现的迁移者。

如同第一章提到的官方文件所表明的，沙漠是边境查缉的工具，也是杀害边境穿越者的战略武器。联邦政府不用“杀戮”命名这项政策，而是用威慑，并称其为保卫祖国的必要代价。然而，执法者将暴力外包给山脉、极端气温和几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土地，不代表就可以将这些死亡归咎于“始料未及的后果”或自然因素。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死亡是杀人科技创新的成果，就像断头台、毒气室或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开发的MQ-9“死神”无人机一样，是进化版的杀人法。大自然将联邦政府对付迁移者的手法“文明化”，让联邦政府借刀杀人。如同威慑预防策略的规画者和支持者都心知肚明，这项政策还精明地拉大了被害者和犯罪者的分离度。

美国政府对边境穿越者的权利或生命几乎漠不关心，这点从他们使用的治安手腕公然以痛苦、折磨与死亡来吓阻边境穿越者就能看得明白。迁移者处在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主权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搁置个体受到的法律保障，并加强政府对个体的权力。而美墨边境长久以来就是以“例外状态”存在，所有人心照不宣，人权和宪法赋予的权利统统以安全为名而搁置。保护美国不受那些替我们摘草莓、拔鸡毛和泊车的人侵扰的伪善，加上边境穿越者不具公民身分（处于例外地位）的行为违犯民法，让他们的死不足为惜。由于缺乏权利与保障，使得这些非法进入主权领土的无证者成为国家眼中的可杀之人。威慑预防政策正是死亡权力（necropower）的展现。

敞墳之地：移民路上的生與死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