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me/eventstracing/11318我不知道你接受了什么“反日历史教育”，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我只接受过亲日教育呢？我从小就听说过“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如果有人接受过反日历史教育，请指摘出来。民族屈辱史观当然有它的问题，但为什么说它是“反日历史教育”呢？在日本右翼和精日眼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毫无疑问是立派的反日历史教育，只有声称731部队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没有杀害30万人，并痛斥通州事件的“罪恶”，才不是反日教育。然而，在西方，由于对“法西斯”这一标签的滥用，我们看到，民众出于对政治正确所造成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厌恶而对极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感到麻木。乱扣反日帽子，恐将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流行文化中确实存在极端仇日思想，一部分人并非基于真正的义愤，而是为了流量、为了利益，故意发表极端言论、煽动仇恨，这与炒作“奈良鹿事件”的某些日本极端排外沙文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十分类似；一方，在抗美援朝等题材曾一度被当局长期封杀的情况下，政治风险低、预期收益稳定的抗日神剧备受资本家阶级的青睐（毕竟，不管有多么粗制滥造，总会有人为之买单，抗日神剧是群众的鸦片），成功占据了在被当局严格管控的同时却又保留了有限的自由度的资本主义大众娱乐市场。这些问题才真正应该批判，而不是所谓的“反日历史教育”。
对杀人犯做出道德谴责，当然没有问题。但凡事不能没有限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起凶杀案件定性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主导下的民族复仇事件，是合适的行为吗？如果凶手是剥削阶级的一员还尚可理解，但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当人们不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而谴责凶手，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谴责凶手时，事情已经完全变味了。这等于将一个杀人犯指控为一个恐怖分子。当日本媒体和亲日分子指控犯人为“反日暴徒”，当“理性爱国者”（“理性爱国”，指官僚资产阶级享受爱国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但却不愿意承认爱国主义所带来的责任，多么美妙的词汇啊“理性爱国”！）为了撇清关系而粗暴地指责犯人为“民族的耻辱”时，当平时鼓吹资产阶级所谓的“司法独立”的自由主义者滥用政治舆论破坏司法的独立性时，很明显，对犯人的道德谴责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犯人受到了政治迫害，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他正是那个可以被任何人杀死却不能被祭祀的神圣人（homo sacer）。按照中国法律，前科累累的犯人单凭故意杀人这么一条罪名，恐怕就会被判处死刑吧，这当然是他自作自受。然而，犯人不一定没有家人，即使犯人被处死，家人仍然活着，口口声声反对民族复仇的“正派人”自以为是的行为，将会把这些无辜的人同样暴露在民族复仇的危险之中，不要低估精日分子和日本右翼的卑鄙无耻。难道没有人想到过，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将犯罪与政治强行挂钩，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对他人妄加审判，这和那些“我文明所以我可以流氓”的人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吗？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无斗争的团结，即使团结到的不是最极端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右翼分子和精日，也顶多只能团结到“保卫现代生活”的日子人，而不是真正的日本革命人民。破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在文化产品中宣泄、炒作极端反日仇日的中国人。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右翼政客不公然使用种族主义的词汇侮辱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民，不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洗白甚至否认法西斯罪行，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想掀起风浪，可难着呢。了解改开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改开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之滥觞不是别的，就是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瓦房店版本出现的，就连《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名都是抄的日本极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除中国民族主义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即汉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色彩，比中国民族主义更具有危害性，而众所周知，尽管皇汉分子中既有反日派也有亲日派，但日本的泛亚主义、国粹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思想对汉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是无法被忽略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同样如此。（考虑到上述情况，一些同志试图通过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同构性来批驳中国民族主义恐怕并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并不要求它在意识形态上也全盘否定日本民族主义。纳粹党并没有因为陶尔斐斯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就让他活命，俄罗斯极右翼也会同基辅政权的新纳粹作战，军国日本也没有因为蓝衣社也是法西斯就停止要求中国政府取缔之，而王明领导下的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反而谴责了军国日本取缔蓝衣社的要求，更不要说，中国民族主义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民族主义本身就与日本民族主义共享了相当多的问题意识，尽管它对日本民族主义确实有很多批判，但它从来都不是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全盘否定，反而在试图避开其错误避免重蹈其历史覆辙的同时有意识地借鉴、学习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很多方面。只要反动的日本国家还可以在一边美化军国主义、美化法西斯主义的同时还可以得到西方世界的庇护，那么中国民族主义即使公然借用日本法西斯的部分意识形态元素为己所用，也能为自身的正当性找到充足的借口。因此，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意识形态的反对，更涉及到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美化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对，同样是反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的一部分）。更何况，要知道，在早些年，中国当局对陆港台左翼人士、民族主义者和受西方支持的资产阶级民运分子共同参与的反日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保钓运动，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上心，甚至倍加提防，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cia为了阻止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威胁到美国利益而一手策动了保钓运动和反日运动”（尽管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日本资产阶级在现实中的产业竞争和利益冲突，这种言论在今天往往受到批驳）的说法。
ps：现在的同志们听了可能会觉得是个笑话，但在过去，果粉皇汉所谓的“毛主席汉奸论”可真不能单纯当个笑话看待。很多人真的相信毛主席里通日本人，出卖民族利益，“感谢皇军侵略”究竟是笑话还是真心话的问题绝不只是个梗，更是个被严肃争论的问题。如果说近些年，由于台独势力尘嚣直上，而中国大陆则完成了所谓的“大国崛起”，又因果粉谎言被一一批驳，果粉在中国走向了衰落，那么在日本，实际上仍然有很多日本右翼相信，毛泽东本人就是“稀代的卖国贼”，因此崇拜毛泽东的中国人不配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毕竟，出版《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学者远藤誉；尽管此书中的谬误之处未尝不见指摘，但大众宣传要求的是简洁明了、令人信服的口号，至于是不是事实，其实没那么重要）。有些同志喜欢抱住毛主席的大腿不放，利用毛主席作为民族英雄和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占领道德高地，但不要忘记，毛主席在今天的中国被承认为民族英雄，不代表在任何地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不代表以后永远都会被承认为民族英雄。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一些人今天的言行，完全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给某些公然反共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落下把柄。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吧。在日本，说一个人是个左翼，就类似于说一个人是一个卖国贼或者恨国公知，但这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二战时期，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包括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前共产党员）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即使是那些同情中国人民遭遇的人，也往往在日本对英美帝国宣战后确信，“大东亚战争”使得“支那事变”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二战结束以后，其中的许多人出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错误乃至罪行的忏悔，毫无保留地支持新中国和朝鲜等东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有一些人并没有真正反思自己在二战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加担，看到共产主义在东亚的崛起，看到新生的人民中国在朝鲜半岛使“鬼畜米英”遭到了挫败，而自己的祖国日本则被欧化势力占据，于是反而希望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延续大日本帝国的精神，打着红旗搞旭日，接着搞大东亚共荣。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位被日本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刺杀的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还有日本的毛派领袖福田正义（黑料被代代木党挖了出来）。旧日本帝国在伪满洲国建立后，启用了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可想而知，在战后，由于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日本的对华认知高度依赖于那些极端亲华的左翼学者，这导致日本舆论界普遍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抱有过高的心理预期。然而，这种过于乐观的对华认知，很快就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向资本主义屈服并逐步打开国门而破碎了，亲眼目睹了中国现实的日本人发现了现实中的中国与日本亲华左翼宣传中的中国的巨大落差，这使得那些“中国礼赞”的亲华左派颜面扫地，自取其辱，落得了个“反日左翼”的骂名，也为右翼分子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如果有人认为不实事求是，只要有正确的立场就可以在不作调查的情况下胡乱发言，大搞公知作风是可取的，那么就请看看日本左翼的例子吧。
顺便说一下，很多同志看到日本人当年很多人崇拜新中国，就把他们的东西全盘皆收，然后出口抓内销，拿来宣传中日人民友好，这里给这些同志泼个冷水。实际上当年那些日本人对新中国的情况也并没有那么了解，相关资料不多，很多人都只是只是道听途说，看了一点宣传而已。很多二次元网左喜欢吹藤子不二雄a的《剧画 毛泽东传》，便简单扫了几眼，发现实际上作者都说了，只是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心血来潮才画的，读这本书之前还以为毛主席就是“共匪军的头领”。不管怎么说，作者本人还算是个同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最后对毛主席的评价，也至少还算中肯。但出版社简直是在恶心人，书后面的解说竟是个右翼分子写的，直接把中国叫成“支那”，而且是汉字的“支那”，甚至还不是片假名的“シナ”！另外，这本漫画本身是作为《革命家系列》的第一作出版的。“革命家系列”，听起来很好听，那么这个系列的第二作是什么呢？《剧画 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