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епост из: Iyouport
思考一种不同的抵抗形式:寄生虫的旁路出击 ——
侵占的策略已被广泛采用,非法行动已成为广告那般明目张胆,抗议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叛乱已经成为过去式 . . . 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失败之后,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尝试定义一种寄生的战术反应。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允许隐形颠覆的做法。我们需要从现有的通讯系统内吸取养分和成长,同时要做到对它们的生存没有任何贡献;我们需要成为寄生虫。
2006年,战术媒体组织 Ubermorgen 进入了亚马逊的数字图书馆,通过操纵其 “Search Inside the Book” 功能来捕获该网站上出售的三千多本受版权保护的书籍。
Ubermorgen 释放了一系列被称为“机器人”的软件应用程序,将这些书重新组合为pdf,然后通过p2p网络免费分发。
这些机器人欺骗了亚马逊的预览机制(旨在根据版权保护来限制用户浏览的功能),令其提供完整的图书。 Ubermorgen 并没有入侵亚马逊的数字图书馆 —— 没有后门,而是通过 “前门访问” 的模式来获取这些资源。
这个名为 “Amazon Noir: The Big Book Crime” 的行动是自称为 “大媒体黑客” 的一部分,与 Alessandro Ludovico 和 Paolo Cirio 合作,称之为 “Monopolism三部曲”。
三部曲是一系列 “概念性黑客”,正如其所描述的,他们借此利用了 “三个最大的寡头公司(亚马逊、Facebook 和 Google)的运作良好的营销和经济体系中的意外漏洞”。
在亚马逊以法律诉讼威胁 Ubermorgen 之后,该案得到庭外和解,亚马逊以未公开的价格购买了这个 “Amazon Noir” 软件,条件是 Ubermorgen 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有效地遏制了破坏并恢复了原系统。
结果是,曾经相当直接的颠覆性艺术行动主义,因此在财务上与亚马逊黑箱绑定在一起了。
但是,即使最终屈服,Ubermorgen 的行动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至关重要的是,Ubermorgen 不仅在亚马逊的营销策略中发现了漏洞 —— 通过迫使亚马逊保密以确保该软件不属于公共领域,该战术媒体团队以公开的态度揭露了该公司的投资。
在2000年代中期,亚马逊开始敦促出版商让他们的商品数字化,此举最终通过使出版商依赖亚马逊进行销售来帮助该公司确保对该行业的垄断地位。
这场黑客行动表明,虚假伪善使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从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中受益(将发布商强加为独家版权协议,规避政府法规,将其网站以外的内容共享定为犯罪,并迫使 Ubermorgen 达成保密协议),同时充分利用了共享访问的理想条件(“在书中搜索”功能)。
“在书中搜索” 是一种营销工具,使用户可以在搜索书的同时又被阻止访问整本书。正如 Nicholas Thoburn 所言,对于 Amazon Noir,Ubermorgen 的行动曝光了 “非稀缺性资源数字文本私有化的不平等,同时利用了动员数字文本技术能力的手段来激发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亚马逊不仅采用数字技术来私有化访问权限,而且,亚马逊不会将其获得的利润再分配给通过工具进行数字化和抽样处理的作者和贡献者。这场黑客行动凸显了亚马逊的荒唐借口 —— 该公司声称免费预览代表 “良好的开放性”,而 Ubermorgen 盗版的开放访问则代表 “不良的开放性”。可笑吧?
通过坚持其作为 “好人” 的角色,亚马逊拒绝承担其主导市场地位的责任 —— 掠夺性商业做法的结果,例如变态的客户数据挖掘和旨在压倒小企业并确保发行商合作的政策 —— 隐含了潜力挑战者。这使公司不必面对自己的妥协地位:它对侵犯版权和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潜在责任。亚马逊拥有无可争议的法律和道德制高点的能力,可以将自己定位为 “开放的维护者”,这是一项能让它保持垄断地位的功能 —— 通过垄断和私有化开放性来讽刺地确保这一地位。作为和解的一部分,Ubermorgen 同意不公开讨论 Amazon Noir,并且所有媒体对这项黑客反抗行动的报道都停止了。
眼下的关键问题并不是 Ubermorgen 的行动在传统的法律或道德意义上该怎么评价,而是,为什么很少对像亚马逊这样的寡头进行同样的评审。虽然保密协议的文化预示着后透明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公司和国家将很难掩饰其不透明的治理,而 Amazon Noir 则表明,像Amazon这样的强大公司仍然在隐藏其不透明性和结构性反问责方面进行的投资。
这些寡头公司有选择地遵守法律,以将其强制性行为留在一个广为人知的黑匣子中。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科技平台的兴起与实现资本主义的战后福利逻辑(许多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数字技术既加速并象征着当代生活的这种重组,也标志着其向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转变,极少数寡头公司越来越多地垄断行业的各个方面,使民主原则和制度陷于瘫痪。
📌 公司垄断的不透明性和不互惠性(例如强制性的闭门仲裁和庭外和解等阻挠性策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是一种期待。结果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揭露来遏制它。正是由于这种体制的虚伪已经暴露在外,如果想要打破该体制的虚假性就必须采取其他形式。
Ubermorgen 的干预实际上有效地将亚马逊扣为该公司自称的开放性(和合法性)的人质,即使该公司同意通过庭外和解对其不透明性做出了根本让步。在和解中,Ubermorgen 设法使亚马逊成为了反抗作品的赞助人。但该反抗组织也因此卖光了自己。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行动的双重影响? Amazon Noir 最终究竟是抵制了还是加强了 Amazon 对信息的垄断?它是抵抗艺术还是寡头体制的同谋?更重要的是,这些命名是否互斥? Ubermorgen 与Amazon达成和解,是否会使这项反抗艺术的潜在潜力失效?
二十世纪后期有许多前卫的和反对派的艺术。这些艺术品认真地对待了抵抗一词已经隐含的歧义,因为这种行为必然要以它为之奋斗的结构条件为前提,正是因为它无法彻底摧毁或逃脱它所抵抗的体制。但是,在无所不包的金融化时代,资本的极端整合以及权力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日益普遍,这些抵抗作品仍然提出了关于抵抗的含义和价值以及批评的可能性的必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某中抵抗与它所挑战的结构条件一致,是否仍可以认为它具有抵抗性?如果你没能形成自治、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体制,你还可以形成抵抗吗?
这本书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激进艺术和政治的传统观念,从二十世纪前卫美学和革命政治继承下来的超越和拒绝姿态,都在传播一种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并不能完全说明当代问题的深层结构。
📌 随着公司和国有实体在恢复对资本运作的干扰方面变得更加高效,并且随着数字技术加强了监视并加快了拨款的使用,控制和抵制几乎变得难以区分。对艺术的颠覆和激进主义者的抵制,不仅表现为过去时代的无能为力的手势或过时的表现,而且更有害的是,似乎是对现有剥削系统的火上浇油。
当可以说批评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反抗艺术品(无意中)可以帮助公司和政府弥补漏洞时,破坏性政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当黑客真正帮助国家和公司改善了其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时,意义是什么?当批评被作为有利可图的营销策略时,意义是什么?…… 如今,当破坏和批评并没有威胁到系统的稳定性而是对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时,可能成为激进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发现自己与他们所寻求反对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一体,甚至可以为之提供能量。
数字技术构成了巩固其之前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的有利环境,对于以授权方式出售的技术而言,它通过俘获和依赖经济的手段使所有人更加紧密地嵌入了其意识形态机制。这项研究重新认识了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控制制度下的抵抗这一论述,在该制度下,权力已经转移到封闭的学科空间之外,并使 “开放” 成为其构成性承诺。与纪律相比,控制意味着权力的形成更为间接、无限和具有 “弹性”。
在二十一世纪,当破坏和异议被共同利用和商品化从而加强了主导性体制的时候,艺术性抵抗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将抵抗的可能性定位在那些接受寄生主义的艺术家身上,寄生主义是一种从霸权结构内部进行颠覆的策略。这本书追踪了处于边缘的艺术家 —— 从 Ubermorgen 这样的黑客团队到 Chris Kraus 这样的女权主义作家和表演者 —— 如何故意放弃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反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反抗和拒绝的激进脚本。相反,对他们来说反抗的空间就存在于其主导者和寄生的反抗者之间的相互剥削关系中,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平衡,但这一关系是相互的。
这本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提议,比如,它认为 “世代” 这个概念并非指年龄,而是指一个人对某种状况和弊端的认识程度。还有,“寄生” 这个词也并非贬义,寄生的确指的是存在于它所反对的系统之内,并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寄生者只会破坏其宿主系统,直到其无法摆脱的程度。
📌 它尤其指出,激进政治并没有过时,正面对抗也总是有效的,尤其是,寄生性抵抗本身并不足够;相反,它是希望提醒可以存在各种角度的抵抗,而旁路出击也许能成为一种帮助反抗者坚持下来的生存策略。
在对战监视资本主义这种无限庞大的全球性体制中,这本书所思考的问题可能非常重要。
https://www.iyouport.org/%e4%bb%a5%e9%9a%90%e7%a7%81%e4%b8%ba%e7%9b%ae%e7%9a%84%e7%9a%84%e6%96%97%e4%ba%89%e5%a6%82%e4%bd%95%e8%ae%a9%e4%bd%a0%e5%8f%98%e6%88%90%e4%ba%86%e7%9b%91%e8%a7%86%e7%9a%84%e7%9b%9f%e5%8f%8b/
侵占的策略已被广泛采用,非法行动已成为广告那般明目张胆,抗议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叛乱已经成为过去式 . . . 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失败之后,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尝试定义一种寄生的战术反应。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允许隐形颠覆的做法。我们需要从现有的通讯系统内吸取养分和成长,同时要做到对它们的生存没有任何贡献;我们需要成为寄生虫。
2006年,战术媒体组织 Ubermorgen 进入了亚马逊的数字图书馆,通过操纵其 “Search Inside the Book” 功能来捕获该网站上出售的三千多本受版权保护的书籍。
Ubermorgen 释放了一系列被称为“机器人”的软件应用程序,将这些书重新组合为pdf,然后通过p2p网络免费分发。
这些机器人欺骗了亚马逊的预览机制(旨在根据版权保护来限制用户浏览的功能),令其提供完整的图书。 Ubermorgen 并没有入侵亚马逊的数字图书馆 —— 没有后门,而是通过 “前门访问” 的模式来获取这些资源。
这个名为 “Amazon Noir: The Big Book Crime” 的行动是自称为 “大媒体黑客” 的一部分,与 Alessandro Ludovico 和 Paolo Cirio 合作,称之为 “Monopolism三部曲”。
三部曲是一系列 “概念性黑客”,正如其所描述的,他们借此利用了 “三个最大的寡头公司(亚马逊、Facebook 和 Google)的运作良好的营销和经济体系中的意外漏洞”。
在亚马逊以法律诉讼威胁 Ubermorgen 之后,该案得到庭外和解,亚马逊以未公开的价格购买了这个 “Amazon Noir” 软件,条件是 Ubermorgen 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有效地遏制了破坏并恢复了原系统。
结果是,曾经相当直接的颠覆性艺术行动主义,因此在财务上与亚马逊黑箱绑定在一起了。
但是,即使最终屈服,Ubermorgen 的行动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至关重要的是,Ubermorgen 不仅在亚马逊的营销策略中发现了漏洞 —— 通过迫使亚马逊保密以确保该软件不属于公共领域,该战术媒体团队以公开的态度揭露了该公司的投资。
在2000年代中期,亚马逊开始敦促出版商让他们的商品数字化,此举最终通过使出版商依赖亚马逊进行销售来帮助该公司确保对该行业的垄断地位。
这场黑客行动表明,虚假伪善使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从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中受益(将发布商强加为独家版权协议,规避政府法规,将其网站以外的内容共享定为犯罪,并迫使 Ubermorgen 达成保密协议),同时充分利用了共享访问的理想条件(“在书中搜索”功能)。
“在书中搜索” 是一种营销工具,使用户可以在搜索书的同时又被阻止访问整本书。正如 Nicholas Thoburn 所言,对于 Amazon Noir,Ubermorgen 的行动曝光了 “非稀缺性资源数字文本私有化的不平等,同时利用了动员数字文本技术能力的手段来激发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亚马逊不仅采用数字技术来私有化访问权限,而且,亚马逊不会将其获得的利润再分配给通过工具进行数字化和抽样处理的作者和贡献者。这场黑客行动凸显了亚马逊的荒唐借口 —— 该公司声称免费预览代表 “良好的开放性”,而 Ubermorgen 盗版的开放访问则代表 “不良的开放性”。可笑吧?
通过坚持其作为 “好人” 的角色,亚马逊拒绝承担其主导市场地位的责任 —— 掠夺性商业做法的结果,例如变态的客户数据挖掘和旨在压倒小企业并确保发行商合作的政策 —— 隐含了潜力挑战者。这使公司不必面对自己的妥协地位:它对侵犯版权和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潜在责任。亚马逊拥有无可争议的法律和道德制高点的能力,可以将自己定位为 “开放的维护者”,这是一项能让它保持垄断地位的功能 —— 通过垄断和私有化开放性来讽刺地确保这一地位。作为和解的一部分,Ubermorgen 同意不公开讨论 Amazon Noir,并且所有媒体对这项黑客反抗行动的报道都停止了。
眼下的关键问题并不是 Ubermorgen 的行动在传统的法律或道德意义上该怎么评价,而是,为什么很少对像亚马逊这样的寡头进行同样的评审。虽然保密协议的文化预示着后透明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公司和国家将很难掩饰其不透明的治理,而 Amazon Noir 则表明,像Amazon这样的强大公司仍然在隐藏其不透明性和结构性反问责方面进行的投资。
这些寡头公司有选择地遵守法律,以将其强制性行为留在一个广为人知的黑匣子中。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科技平台的兴起与实现资本主义的战后福利逻辑(许多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数字技术既加速并象征着当代生活的这种重组,也标志着其向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转变,极少数寡头公司越来越多地垄断行业的各个方面,使民主原则和制度陷于瘫痪。
📌 公司垄断的不透明性和不互惠性(例如强制性的闭门仲裁和庭外和解等阻挠性策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是一种期待。结果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揭露来遏制它。正是由于这种体制的虚伪已经暴露在外,如果想要打破该体制的虚假性就必须采取其他形式。
Ubermorgen 的干预实际上有效地将亚马逊扣为该公司自称的开放性(和合法性)的人质,即使该公司同意通过庭外和解对其不透明性做出了根本让步。在和解中,Ubermorgen 设法使亚马逊成为了反抗作品的赞助人。但该反抗组织也因此卖光了自己。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行动的双重影响? Amazon Noir 最终究竟是抵制了还是加强了 Amazon 对信息的垄断?它是抵抗艺术还是寡头体制的同谋?更重要的是,这些命名是否互斥? Ubermorgen 与Amazon达成和解,是否会使这项反抗艺术的潜在潜力失效?
二十世纪后期有许多前卫的和反对派的艺术。这些艺术品认真地对待了抵抗一词已经隐含的歧义,因为这种行为必然要以它为之奋斗的结构条件为前提,正是因为它无法彻底摧毁或逃脱它所抵抗的体制。但是,在无所不包的金融化时代,资本的极端整合以及权力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日益普遍,这些抵抗作品仍然提出了关于抵抗的含义和价值以及批评的可能性的必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某中抵抗与它所挑战的结构条件一致,是否仍可以认为它具有抵抗性?如果你没能形成自治、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体制,你还可以形成抵抗吗?
这本书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激进艺术和政治的传统观念,从二十世纪前卫美学和革命政治继承下来的超越和拒绝姿态,都在传播一种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并不能完全说明当代问题的深层结构。
📌 随着公司和国有实体在恢复对资本运作的干扰方面变得更加高效,并且随着数字技术加强了监视并加快了拨款的使用,控制和抵制几乎变得难以区分。对艺术的颠覆和激进主义者的抵制,不仅表现为过去时代的无能为力的手势或过时的表现,而且更有害的是,似乎是对现有剥削系统的火上浇油。
当可以说批评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反抗艺术品(无意中)可以帮助公司和政府弥补漏洞时,破坏性政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当黑客真正帮助国家和公司改善了其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时,意义是什么?当批评被作为有利可图的营销策略时,意义是什么?…… 如今,当破坏和批评并没有威胁到系统的稳定性而是对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时,可能成为激进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发现自己与他们所寻求反对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一体,甚至可以为之提供能量。
数字技术构成了巩固其之前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的有利环境,对于以授权方式出售的技术而言,它通过俘获和依赖经济的手段使所有人更加紧密地嵌入了其意识形态机制。这项研究重新认识了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控制制度下的抵抗这一论述,在该制度下,权力已经转移到封闭的学科空间之外,并使 “开放” 成为其构成性承诺。与纪律相比,控制意味着权力的形成更为间接、无限和具有 “弹性”。
在二十一世纪,当破坏和异议被共同利用和商品化从而加强了主导性体制的时候,艺术性抵抗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将抵抗的可能性定位在那些接受寄生主义的艺术家身上,寄生主义是一种从霸权结构内部进行颠覆的策略。这本书追踪了处于边缘的艺术家 —— 从 Ubermorgen 这样的黑客团队到 Chris Kraus 这样的女权主义作家和表演者 —— 如何故意放弃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反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反抗和拒绝的激进脚本。相反,对他们来说反抗的空间就存在于其主导者和寄生的反抗者之间的相互剥削关系中,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平衡,但这一关系是相互的。
这本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提议,比如,它认为 “世代” 这个概念并非指年龄,而是指一个人对某种状况和弊端的认识程度。还有,“寄生” 这个词也并非贬义,寄生的确指的是存在于它所反对的系统之内,并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寄生者只会破坏其宿主系统,直到其无法摆脱的程度。
📌 它尤其指出,激进政治并没有过时,正面对抗也总是有效的,尤其是,寄生性抵抗本身并不足够;相反,它是希望提醒可以存在各种角度的抵抗,而旁路出击也许能成为一种帮助反抗者坚持下来的生存策略。
在对战监视资本主义这种无限庞大的全球性体制中,这本书所思考的问题可能非常重要。
https://www.iyouport.org/%e4%bb%a5%e9%9a%90%e7%a7%81%e4%b8%ba%e7%9b%ae%e7%9a%84%e7%9a%84%e6%96%97%e4%ba%89%e5%a6%82%e4%bd%95%e8%ae%a9%e4%bd%a0%e5%8f%98%e6%88%90%e4%ba%86%e7%9b%91%e8%a7%86%e7%9a%84%e7%9b%9f%e5%8f%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