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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
……
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
……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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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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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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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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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