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會應該如何建立及深化香港公民社會網絡》
筆者:劉俊平(鳴謝楊廷及眾編輯)
香港工會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初,但經歷過上世紀中葉後的國共政治鬥爭後,英殖民地政府刻意削弱工會在勞工議題上的角色,令勞工權益在法例上集中於個人的權益,而非經過職工會作橋樑。工人面對勞工權益或職場問題,不依賴工會去爭取勞工權益或與透過工會與政、資方協調,工會自然難以集結工人力量。此外,職工會繼承了英殖民時期殘缺的工會條例、文化及力量,自然難以在短時間內組成一個具動員能力的公民網絡。在香港「二次回歸」後,公民社會立即被打壓以致迅速委縮,新工會浪潮作為一個底層且跨地區的工、社運法人組織,能如何協助香港保持及發展公民社會網絡?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於20世紀50年代由德國女思想家Hannah Arendt最早提出,後由德國哲學家哈貝斯(Jürgen Habermas)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論文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用作建構新馬克思主義的序言。他將公共領域定義為:「政府之外,作為民主政治之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哈貝斯亦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中,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絡」。公共領域是沒有空間領域限制,可以是從前的英國的咖啡室、巴黎的髮型屋,現在的香港的連登討論區、中國的知乎網站等等,不論是實際存在的地點、網絡世界、電視、書籍、還是媒體等等,都可以是一個交流訊息、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領域,都被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工會 ——一個工業1.0時代產物,如何在網絡2.0的世代(工業4.0的時代)帶領業界從業者藉著工會凝聚力而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哈貝斯曾提到大眾媒體左右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橫向社會交流的隱憂,認為一旦政府操控媒體作政治宣傳或打壓,將扼殺公共領域培養的創造力及批判思維,動搖現代民主社會基礎。香港現時大部份媒體已被中共完全或部份控制,工會作為業界從業員的中心,正可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以討論社會議題為本,擴闊業界從業員的公共參與及增加公共領域滲透性。在新工會浪潮中,除了H&M員工工會及醫管局員工陣線外,大多為行業工會,會員大多有類近社會背景及社會階層,沒有物理上的地區限制。新工會接近近年所說「無大台」的工或社運組織,以網路2.0 (social media) 的橫向組織力量(horizontal organising)為基本,工會間並無突出的政治人物,亦因為工會被長期忽略,並沒有出現像傳統政黨或外國一些老牌工會出現的由上而下的建制架構,令工會與會員之間有大量直接的雙向互動。
在擺脫了地區公民社會的地域限制後,工會可仿效地區平台在業界建立跨地域的傳播媒介,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大多新工會已建立行業公共領域的第一步,例如善用網絡社交媒體(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即SNS), telegram, 網頁等等作廣播訊息及會員通訊。筆者認為若要建立全面及接觸面廣泛的公民社會,新工會可以以下三方面建立業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待續。。。
#HKCEU #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工會不是萬能沒有工會萬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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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會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初,但經歷過上世紀中葉後的國共政治鬥爭後,英殖民地政府刻意削弱工會在勞工議題上的角色,令勞工權益在法例上集中於個人的權益,而非經過職工會作橋樑。工人面對勞工權益或職場問題,不依賴工會去爭取勞工權益或與透過工會與政、資方協調,工會自然難以集結工人力量。此外,職工會繼承了英殖民時期殘缺的工會條例、文化及力量,自然難以在短時間內組成一個具動員能力的公民網絡。在香港「二次回歸」後,公民社會立即被打壓以致迅速委縮,新工會浪潮作為一個底層且跨地區的工、社運法人組織,能如何協助香港保持及發展公民社會網絡?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於20世紀50年代由德國女思想家Hannah Arendt最早提出,後由德國哲學家哈貝斯(Jürgen Habermas)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論文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用作建構新馬克思主義的序言。他將公共領域定義為:「政府之外,作為民主政治之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哈貝斯亦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中,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絡」。公共領域是沒有空間領域限制,可以是從前的英國的咖啡室、巴黎的髮型屋,現在的香港的連登討論區、中國的知乎網站等等,不論是實際存在的地點、網絡世界、電視、書籍、還是媒體等等,都可以是一個交流訊息、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領域,都被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工會 ——一個工業1.0時代產物,如何在網絡2.0的世代(工業4.0的時代)帶領業界從業者藉著工會凝聚力而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哈貝斯曾提到大眾媒體左右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橫向社會交流的隱憂,認為一旦政府操控媒體作政治宣傳或打壓,將扼殺公共領域培養的創造力及批判思維,動搖現代民主社會基礎。香港現時大部份媒體已被中共完全或部份控制,工會作為業界從業員的中心,正可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以討論社會議題為本,擴闊業界從業員的公共參與及增加公共領域滲透性。在新工會浪潮中,除了H&M員工工會及醫管局員工陣線外,大多為行業工會,會員大多有類近社會背景及社會階層,沒有物理上的地區限制。新工會接近近年所說「無大台」的工或社運組織,以網路2.0 (social media) 的橫向組織力量(horizontal organising)為基本,工會間並無突出的政治人物,亦因為工會被長期忽略,並沒有出現像傳統政黨或外國一些老牌工會出現的由上而下的建制架構,令工會與會員之間有大量直接的雙向互動。
在擺脫了地區公民社會的地域限制後,工會可仿效地區平台在業界建立跨地域的傳播媒介,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大多新工會已建立行業公共領域的第一步,例如善用網絡社交媒體(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即SNS), telegram, 網頁等等作廣播訊息及會員通訊。筆者認為若要建立全面及接觸面廣泛的公民社會,新工會可以以下三方面建立業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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