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епост из: 心灵魔法站
分享卢昌海博客的两则内容:
聊聊这些年批评中国时政时, 遇到的两类典型回应:
一类是以亲历者的身份, 指出对中国社会的种种,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换做是在信息自由的社会里, 亲历者的身份确实能加分, 但在信息管制外加系统洗脑的社会里, 则未必——因为得看那亲历者能否摆脱视角和思维的双重局限。 事实上, 当一个亲历者说出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之类的话时, 他对地产陷阱里的挣扎之人知道多少, 对深度内卷的外卖骑手知道多少, 对缺乏保障的失业人员知道多少, 对上海 “万梗节” 的 “梗” 理解多少…… 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另一类是以翻墙者的身份, 显示自己并非井底之蛙, 指出海外也有假新闻。 “海外也有假新闻” 是一点也没说错, 但它是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还是如极权官宣那样的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则大有讲究。 而说这种话的人——如我旧微博所言——大都是意在混淆这两者。 假新闻哪儿都有, 真正致命的是不容纠错的假新闻, 这才是区分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和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的根本判据。 此外, 亮出翻墙者的身份主要为了指出 “海外也有假新闻” 的人, 他们的翻墙往往不是为了看世界, 而只是把井底之蛙的 “井” 搬到墙外。 最终还是那句话: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关于前一条微博所述的第一类回应, 还有些延伸话题值得一叙。 从很多言论被禁之前的快速传播来看, 跟官宣背道而驰的百姓数量并未少到可用一句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来抹去; 但另一方面, 对一个系统洗脑已逾七十年的社会来说, 认为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则并非夸张。 从这点可延伸出两个话题:
一是批评或讽刺那样的社会是否已失去意义? 我认为不是的, 因为哪怕整个社会已如下面画作那样整齐划一甚至 “快乐” 地皈依了官宣, 它作为一种现象, 依然可被批评或讽刺, 这跟那个社会是否有人与之共鸣毫无关系, 也不依赖于共鸣。
二是既然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 则鲁迅的话可谓先见之明: “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 倘一知道, 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这种情况下, 批评和讽刺作为现象评议虽不失意义, 作为替民请命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多情——因为后者是依赖于共鸣的, 没有共鸣或共鸣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作多情。 事实上, 在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的社会里, 因言获罪的人大都是被民众揭发, 自以为维护民权的人只需官宣稍稍定调就会反遭民众撕咬。 这就引出了我多年前表述过的一种看法——也是对我时政言论的定位, 即我欣赏费曼等人的 “社会无责任感”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我有发表见解的兴趣, 但只是意在自娱和分享, 而非教化, 更不是为任何人请命。 跟常被人以为的情形恰好相反, 我对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仅如此, 我还主张洗脑形成的民意也是民意, 对那样的民意可以批评和讽刺, 但否认那样的民意而强行推销社会理念, 则是盲目而不明智的。 比如中美人权对话照说是为中国人谋人权, 却反而让中国人——是大比例的民众而非只是政府——更敌视西方民主, 从而不仅自作多情, 且还成了反教育。
原文可见: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miscellaneous/blog/202311.php#d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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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这些年批评中国时政时, 遇到的两类典型回应:
一类是以亲历者的身份, 指出对中国社会的种种,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换做是在信息自由的社会里, 亲历者的身份确实能加分, 但在信息管制外加系统洗脑的社会里, 则未必——因为得看那亲历者能否摆脱视角和思维的双重局限。 事实上, 当一个亲历者说出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之类的话时, 他对地产陷阱里的挣扎之人知道多少, 对深度内卷的外卖骑手知道多少, 对缺乏保障的失业人员知道多少, 对上海 “万梗节” 的 “梗” 理解多少…… 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另一类是以翻墙者的身份, 显示自己并非井底之蛙, 指出海外也有假新闻。 “海外也有假新闻” 是一点也没说错, 但它是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还是如极权官宣那样的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则大有讲究。 而说这种话的人——如我旧微博所言——大都是意在混淆这两者。 假新闻哪儿都有, 真正致命的是不容纠错的假新闻, 这才是区分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和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的根本判据。 此外, 亮出翻墙者的身份主要为了指出 “海外也有假新闻” 的人, 他们的翻墙往往不是为了看世界, 而只是把井底之蛙的 “井” 搬到墙外。 最终还是那句话: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关于前一条微博所述的第一类回应, 还有些延伸话题值得一叙。 从很多言论被禁之前的快速传播来看, 跟官宣背道而驰的百姓数量并未少到可用一句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来抹去; 但另一方面, 对一个系统洗脑已逾七十年的社会来说, 认为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则并非夸张。 从这点可延伸出两个话题:
一是批评或讽刺那样的社会是否已失去意义? 我认为不是的, 因为哪怕整个社会已如下面画作那样整齐划一甚至 “快乐” 地皈依了官宣, 它作为一种现象, 依然可被批评或讽刺, 这跟那个社会是否有人与之共鸣毫无关系, 也不依赖于共鸣。
二是既然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 则鲁迅的话可谓先见之明: “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 倘一知道, 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这种情况下, 批评和讽刺作为现象评议虽不失意义, 作为替民请命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多情——因为后者是依赖于共鸣的, 没有共鸣或共鸣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作多情。 事实上, 在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的社会里, 因言获罪的人大都是被民众揭发, 自以为维护民权的人只需官宣稍稍定调就会反遭民众撕咬。 这就引出了我多年前表述过的一种看法——也是对我时政言论的定位, 即我欣赏费曼等人的 “社会无责任感”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我有发表见解的兴趣, 但只是意在自娱和分享, 而非教化, 更不是为任何人请命。 跟常被人以为的情形恰好相反, 我对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仅如此, 我还主张洗脑形成的民意也是民意, 对那样的民意可以批评和讽刺, 但否认那样的民意而强行推销社会理念, 则是盲目而不明智的。 比如中美人权对话照说是为中国人谋人权, 却反而让中国人——是大比例的民众而非只是政府——更敌视西方民主, 从而不仅自作多情, 且还成了反教育。
原文可见: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miscellaneous/blog/202311.php#d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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