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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大学生，有校难回
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
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
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
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
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
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
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
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
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
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
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
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
https://mp.weixin.qq.com/s/E5hhNKyhchqRCRJptmcu1Q
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
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
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
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
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
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
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
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
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
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
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
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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